上述讼费又称印纸费，呈状不贴用印纸时，概不受理案件。刑事诉讼照五十两以内之数目贴用印纸。民事诉状非财产诉讼者，照百两以内之数目贴用印纸。其它禀呈每件贴用印纸二钱。章程还规定了承发吏传递文书、查封及拍卖依标的物价值征收费用，承发吏因公外出在十里以外者，每五里加五分。一日内不能往返的，每日加食宿费三钱。理直人及证人鉴定人的日用及旅费标准是：理直人每次到堂费二钱； 证人每次到堂费五钱；鉴定人每次到堂费五两以内，得由审判官酌给。此三类人的住所在十里以外，每五里加路费一钱。审判官可斟酌诉讼人的情况，先令诉讼人呈缴相当保证金或觅可靠的铺保。凡诉讼费用限内不即呈缴，其有保证金的即在保证金内扣除。无保证金而有保人的，责令保人呈缴。其无保证金又无保人的，如实系穷苦力难呈缴，应酌量豁免。[63]或许受前次官员对《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草案》批评的影响，该章程未规定诸如存案费、案卷查阅费等等。

　　袁世凯在1907年6月上呈的奏议提及，[64]其设立的新式审判厅雇用了书记生、承发吏、司法巡警等司法工作人员，向其支付较优厚的薪水。审判厅首次将正式的讼费制度付诸司法实践。袁世凯的奏折主要从官方角度阐明新式讼费制度的好处：通过引进诉讼印纸制度，当事人预缴讼费，免除官方收费落空。每项收费俱由法定，比之前的规费更低，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65]袁世凯的奏折或难免有自我表扬成分，但不可否认，他推动了引进新式诉讼法制和实施。有学者认为，承发吏受审判厅之命令，送达文书、执行判决、没收物件，于当事人有所申请之时，实行通知、催传等事情。其没有固定的俸禄，这一点不同于其他司法官吏。承发吏收入来源分两部分：一是按照职务章程所定，分别酌给津贴；一是当事人所纳之酬金。[66]后来制定的《民刑事讼费暂行章程》参考日本相关法律，谓：“查日本印纸费归国家，手数料（源自日语，当指手续费）归执达吏。……且承发吏既取津贴主义，其手数料自应归审判厅收入。”[67]这样，无固定薪酬的承发吏们难免旧时那种敲诈勒索。

　　袁推行新式司法机构试点及实施《天津府属试办审判章程》，使清政府找到了调和新旧两种审判制度冲突问题的方案，为之后全国性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出台提供经验。1907年7月，法部编纂《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讼费”部分时，特别提到参考了天律经验──“至讼费一节，系比照天律审判现行之例，而更从轻。”[68]该年12月公布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第三章确定了“讼费”一节，确定审判厅征收讼费的标准，区分民事因财产起诉时征收的讼费标准，且征收标准与天津的一样。民事非因财产而起诉者，照百两以下数目，征收诉讼费用。[69]与天津县实施的章程相比，本章程未规定向刑事案件收取诉讼费，也未规定向理直人支付到厅费，同时增加了录事办公费。总体而言，该章程“讼费”部分谈不上比天津的更轻。根据诉讼标的价额收取案件受理费，是德国、日本法系国家的做法，其合理性在于由利用者负担的原理。此种原则一直持续到现代中国讼费制度。该章程与传统讼费收取方式相比的重大不同为：既规定了审判厅与当事人之间，也规定了当事人之间的讼费关系，同时规定了对证人、鉴定人的费用补偿。旧时诉讼实践表明，证人往往是受案件牵连以致被书役索费的对象。传统的讼费作为陋规，主要由书役私下收取。之前法定讼费草案有“讼件之值”、“债款”等项目，比较混乱。该章程划分了民事财产与非财产两类案件不同的讼费标准。之前的诉讼法草案刑事案件是否一并征收讼费，并不完全清楚（如前有拘拿之被告），本案则明确限于民事案件。

　　上述诉讼费制度中的案件受理费收取比例为传统中国的陋规所无，而向承发吏等人支付费用吸收了旧有的陋规传统，体现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本身的过渡性质。《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存在问题为：其多系规定讼费的征收数目，未规定征收的权限与方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第八十六条有：“凡诉讼费用随时征收者外，其余于本案完结宣示判词后，综复其数限期征收之。但实系无力呈缴者，准其呈请审判厅，酌量减免”。仅云限期征收，至违限不缴宜用如何方法，并无明文。讼费收取的具体机构或人员，《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未具体规定。后由其他法规作了补充说明。如据《法部奏颁修正承发吏职务章程》，承发吏承审判、检察厅之命令而执行之事件，征收讼费。[70]

　　除《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对诉讼费用作详细规定外，法部还积极推动对各类状纸类型和价格的统一。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法部提出统一状式共计五种，由法部及各级审判厅发售。奏折中提及直隶总督袁世凯先已在天律府推行统一的诉讼状纸，统一发卖和贴用诉讼印纸，“良由费省而事便，（官吏）无从上下其手”。诉讼状纸每纸定价当十铜圆十枚（一百文）作为纸张印刷发行等费。[71]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法部又上奏推广十二种诉讼状纸，由法部设定状纸格式、法部或地方督抚印制发卖。十二种状纸价格从每套二百文（十铜元二十枚，民事诉状）到每套一百六十文（十铜元十六枚，刑事委任状）到每套一百文（十铜元十枚，限状）不等。[72]宣统元年（1909），法部还提出：原章（即《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第八十七条之诉讼费，各省得斟酌情形，量为增减。但其增减之数，不得过原额十分之五，且须先将酌定数目咨部考核，……其第八十九条至九十五条各项，亦可照此办理。[73]这是对原章程讼费征收额度的重大变通。法部基于何种原因作如此重大修订，笔者尚不得而知。这种举措为衙门对当事人合法高额收费开辟新道路。

　　宣统二年（1910），修订法律馆的沈家本等人完成了《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该草案全面借鉴大陆法系，对讼费作详尽规定。草案第五章《诉讼费用》将诉讼费用分为审判上费用及审判外费用两种。审判上费用又分为公费与垫款。公费乃对于国家司法行为的报酬，如当事人于诉讼书状贴用诉讼印纸。垫款为国库暂行垫付，应由当事人赔偿之费用。诉讼外之费用，如邮便费用，应付证人、鉴定人等之日费、鉴定费，当事人的旅费及承发吏所应得的公费。诉讼费用的法律关系发生于国库并办理诉讼官吏与当事人及当事人两造之间。当事人两造间之法律关系为本案所规定。至于国库并办理诉讼官吏与当事人之法律关系则属特别法（民事诉讼费用法、民事诉讼印纸法、承发吏公费法等），由其它单行法作出规范。这为后来法部另行制定民刑讼费章程埋下伏笔。“诉讼费用”一章规定当事人负担诉讼费用的根本法则──请求赔偿诉讼费用权利及负担费用义务的法则；规定审判诉讼费用的法则──审判负担费用人的法则；规定判断诉讼费用额的方法；规定系属原则。《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未及颁行，清朝即宣告结束，故未及实施。尽管如此，《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中对讼费的规定在民国初年一些地方偶尔援引。[74]

　　《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草拟后不久，法部于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初）迫不及待地拟定了《民刑事讼费暂行章程》，包括民事讼费暂行章程三十一条，刑事讼费暂行章程十条，请旨饬交宪政编查馆核议后施行。与一般诉讼费用相关法律不同，该章程同时规定民事与刑事诉讼费用。尽管此章程受西法影响，但仍倾向于将刑事诉讼部分成本置于犯人身上──“至刑事诉讼，仅中证人、鉴定人及通事等费，责令犯人缴纳。”[75]其确立的讼费项目比《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大增。《民刑事讼费暂行章程》讼费类型包括印纸费、书记费、翻译费、发送费、执行查封与拍卖费、通知催传费、当事人、中证人、鉴定人及通事所需各费、官吏履勘路费等。涉及财产案件的讼费、承发吏执行查封费、承发吏执行拍卖费均按诉讼物价额征收。

　　《民刑事讼费暂行章程》除了每起案件要缴纳印纸费（相当于案件受理费）外，同时扩大各收费项目。其规定非财产案件的讼费（印纸费）为三元，其它应贴用印纸五角的诉讼文书有十余种。其中的刑事讼费章程规定：“中证人鉴定人通事之到庭费、路费、食宿费及解剖费、试验费等，准用民事讼费暂行章程。……所列讼费在豫审时由本人于豫审未毕前具数申请审判厅令犯人照给。”章程新增加了誊写费、绘图费、翻译费、承发吏执行查封费，通知催传费每五里所加路费及当事人、中证人等路费比原章程高。章程另规定，审判厅未成立地方暂照旧章办理，不适用本章程。不过，在晚清至民国初期对讼费制度产生主要影响的是《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这是因为《民刑事讼费暂行章程》出台后不久清廷灭亡，其影响远不及前者。《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直至民国初期仍有重大影响。比如，民国二年（1913）八月直隶高等审判厅针对赵柏年与张晋卿债务案作出判决时，指令“诉讼费用从《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应令控诉人负担。”[76]直到1922年北京政府颁布新的民、刑事诉讼条例后，《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方告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