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其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

　　“成者王侯败者贼”，“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二十四姓（实际上更多）的暴力集团啸聚山林，走州过府，相互砍杀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就是一个被暴力集团绑架、挟持了的国家，中国的百姓都是暴力集团的人质。依据自然法来衡量，任何未经公民授权而取得政权的暴力集团都是一种非法的“黑社会”。

　　在暴力集团的争抢混战中，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胜利者自称“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也就是现代版的所谓“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自定法律，宣告“朕即国家”，用国家的“合法”暴力挟持百姓，成为具有国家合法形式的“黑社会”。失败者则沦为“寇贼”，只能以反社会、反国家的非法方式挟持百姓，成为赤裸裸的“黑社会”。

　　暴力集团信奉的其实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丛林法则”。但是，暴力集团打下了江山（国家），江山就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要独占这份私产，由一代、二代、三代，传至万代，实现永久性的专制统治，就需要把暴力转换成一种常规的行政管理和精神控制。也就是需要一套统治的制度、方法和手段，以及一种对他们统治的合法性从道义上进行论证和包装的说教。

　　在古代刑罚和礼乐文化的基础上，一些被称之为“法家”的文人（商鞅、韩非子等），主张君主以“法术势”的严酷手段驭使臣下，统治百姓，实行赤裸裸的暴政（韩非子：“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用其力。”）。一些被称之为“儒家”的文人（孔子、孟子、董仲舒等），则主张君主要保民、恤民、惠民，实行“以民为本”的“德治”和“仁政”（《尚书》：“敬德保民”；孔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等等）。无论“法家”还是“儒家”的理论，都不过是为巩固君权统治而提出的不同方法和策略而已，他们都极力论证并强调君主的专制权力“上合天道，下顺民心”，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左传》：“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韩非子：“夫所谓明君者，能蓄其臣者也”；董仲舒：“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等等）。

　　在“法家”和“儒家”的帮助下，秦汉以降的暴力集团构建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统治系统和以“内圣外王”、“君臣父子”、“忠孝节义”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教化系统。暴力集团儒法兼备、外儒内法，用官僚系统控制、挟持百姓的人身财产；用意识形态系统控制、挟持百姓的精神心灵。在暴力集团的双重挟持下，百姓由恐惧而顺从，由顺从而习惯，形成了一个适应、接受甚至依赖于暴力集团统治的臣民社会。专制权力造就了臣民社会，反过来，臣民社会也源源不断地为专制统治提供养分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