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的《引书法》，首先可以看作是对清代学者引书实践的科学总结。清代学者，从总体上来说，学风朴实，自律甚严。例如顾炎武，这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他在《日知录》卷二十“述古”条下说：“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 又如钱大昕，这是乾嘉学派的一员主将，在其《廿二史考异序》中说：“间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盖深耻之也。”（见《潜研堂集》卷二十四）这是何等严格的自律！难怪梁启超如此称赞说，清代“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有十项，其中一项就是：“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见《清代学术概论》十三）可以想见，那时候是正气绝对压倒邪气，剽窃者的日子很不好过，面临的是千夫所指，恰似“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陈澧的“引书法”，是从学术道德的教育上着眼，教育学生要学好，不要学坏，所以他说：“明引则有两善，暗袭则两善皆失。”而道德的约束力究竟有多大，我看是因人而异。它对君子的约束力较大，它对小人的约束力较小。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小人不知自爱，属于“无耻之耻”之徒。自甘堕落者，法律尚不放在眼里，还在乎什么道德。

　　我把陈澧的《引书法》郑重向学术界推荐，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即被我们最近几年吵翻了天的学术规范，不是我们原来没有，而是有；不但有，而且早就有。似乎也用不着“引进”。在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家底里，就有这样的一件东西。我们可以说它并非十全十美，但你不能不承认它已经粗具规模。剩下的问题很简单：学术规范是有的，关键在于你遵守不遵守。

　　附录3：

　　陈澧《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原文

　　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

　　［原载张舜徽先生（1911-1992）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文献学论著辑要》一书第413-414页（繁体字竖排版）。］

　　说经之文与时文不同者，时文不能引书，说经之文，则必引书。引书有引书之法，得其法则文辞雅顺，不愧为读书人手笔；且将来学问成就，著述之事亦基于此矣。其法本不难知，今为初学者详述之：

　　一、前人之文，当明引不当暗袭。曲礼所谓必则古昔，又所谓毋剿说也。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其见闻之渊博。若暗袭以为己有，则不足见其渊博，且有伤于笃实之道。明引则有两善，暗袭则两善皆失之也。

　　一、引书须识雅俗，须识时代先后。书之雅者当引，俗者不可引也；时代古者当先引，时代后者当后引，又或不必引也；在精不在多也。若引浅陋之书，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矣。

　　一、书之显赫者，但当举其书名；亦有当举其人之姓氏者；其次则当兼举其字、或号、或官、或谥；若其人其书皆不显赫，则举其名；此当斟酌于其间也。 文字之内说古人，亦当斟酌。

　　一、所引之书，卷帙少而人皆熟习者，但引其文可矣。否则当并引篇名，或注明卷数，以征核实。

　　一、引书数条，固当以时代先后为次第。然亦不可尽拘，有以此一说为主，以彼一说佐之者；有以此一说牵连彼一说而出之者，则当审其文义以定其次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