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述建议都是在承认“集团诉讼不适合德国”的前提下寻找替代性方案的话，那么Gottwald1978年的论文则是对这一前提本身的反思。[34]Gottwald的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集团诉讼与德国宪法的相容性、德国引入集团诉讼可能遇到的程序难题以及群体性诉讼资格的分配。就第一个方面，Gottwald在对德国现行法进行详细考察后指出，德国基本法并不禁止立法者授予私人为保护公共利益而主张群体性救济的请求权。就第二个方面，他认为，虽然集团诉讼在德国的确会遇到难题——比如在诉讼费用机制和赔偿金分配方面，但这些难题并非完全不可解决。就第三个方面，他认为，提起群体性诉讼的资格不能排他地授予团体或者国家机关；如果希望真正改善消费者的地位，至少要有一种纯粹的、个人提起的群体性诉讼作为补充。在文章的结论部分，他指出，在消费者保护领域引入群体性损害赔偿之诉，既不违反宪法，也有实现的可能。需要考虑的只是：为达到上述目的，是否必须引入一种形式与美国相同或者相近，而且即使在美国也饱受争议的制度。
关于消费者保护领域群体性诉讼机制的研究，从1970年代中后期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中期，构成了德国集团诉讼研究的第一波高峰。在时间上，这一阶段的讨论大体伴随了1978—1986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的全过程。[35]其间，德国学者普遍认识到，德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法律现状不能令人满意；美国人通过集团诉讼解决的问题，在德国同样存在。在多数学者看来，完全有必要在德国的消费者保护领域引入一种群体性的损害赔偿之诉。[36]但就这种损害赔偿之诉的具体模式，主流观点显然是拒绝引入集团诉讼。一方面的确存在引入一种群体性损害赔偿之诉的必要，另一方面又要避免集团诉讼可能带来的问题，于是在相关法政策学建议和立法草案中，这一任务经常就被分配给了消费者团体。将团体之诉的适用对象由传统不作为之诉拓展到损害赔偿之诉，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如何赋予团体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的诉讼资格，以便与宪法规定的听审权保障不相冲突；二是如何设计消费者授权和赔偿金分配的程序，以便这种机制能够行之有效并且真正产生对于不法厂商的威慑作用。[37]Mertens的让渡模式、[38]Schulte、Thiere[39]和Koch的诉讼担当模式，都不妨看作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这些模式，尽管都是在拒绝集团诉讼的前提下提出的，但集团诉讼对这些建议的形成却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40]特别是Schulte和Koch的方案，就其判决效力的扩张方式而言，与集团诉讼已经相当接近——只不过提起这种诉讼的资格被排他地授予消费者团体罢了。与这类法政策学的研究不同，Gottwald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就集团诉讼引入德国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尽管没有提出系统的立法建议，但他支持引入一种个人提起的群体性损害赔偿之诉的观点，离真正意义上的集团诉讼又更近了一步。
【作者简介】
吴泽勇，河南大学，副教授。
【注释】比如，范愉研究群体性诉讼机制的专著（范愉：《集团诉讼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就命名为《集团诉讼研究》。在西语文献中，也有人把与美国集团诉讼存在重大区别的日本法上的代表人诉讼称作集团诉讼（class action）。这类称谓虽然不一定影响理解，但出于概念清晰的考虑，以“群体诉讼”（英文的group action，德文的Gruppenklage）作为涵盖美国集团诉讼、英国和日本等国的代表人诉讼的上位概念无疑更佳。与此相对应，本文中的“集团诉讼”仅指美国的class action。
HartmutA.Spindler，Die amerikanische Institution der class action als Mittel des Konsumentenschutzes：Kuriosum oder Vorbild？In Mitarbeiter-festschrift für Eugen Ulmer，1973，S 369 ff.在我的阅读范围内，这即使不是德国学者研究集团诉讼的“最早”论文，至少也是“最早之一”。
See note，S 378—380.
AdolfHomburger，Private sui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United Stats of America，In Adolf Homburger/Hein Kotz，Klagen Privativer in offentlicherInteresse，Frankfurt 1975，S 9 ff.
HeinKotz，Klagen Privativer in offentlicher Interesse，InAdolfHomburger/HeinKotz，Klagen Privativer in offentlicher Interesse，Frankfurt 1975，S 69ff.
Wolfgang Scheer，Diskussionsbericht，In Adolf Homburger/Hein Kotz，Klagen Privativer in offentlicher Interesse，Frankfurt 1975，S 103 ff.
关于Kotz报告的介绍，均出自注释所引文献，不再一一标注。
实践中，团体一般先对违法公司提出警告，只有警告被拒绝或者被忽略，才会正式提起诉讼。根据判例，团体诉讼在对违法公司提出警告并获得对方认可时，可以向后者请求一定数额的“警告费用”。这导致了一些专为获得“警告费用”的团体的成立。更详细的背景介绍，见吴泽勇：《团体诉讼的历史考察》，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4期。
Schriker，In Adolf Homburger/Hein Kotz，Klagen Privativer in offentlicher Interesse，Frankfurt 1975，S 103—104.
Zeuner，In Adolf Homburger/Hein Kotz，Klagen Privativer in offentlicher Interesse，Frankfurt 1975，S 104—105.
Groβfeld，In Adolf Homburger/Hein Kotz，Klagen Privativer in offentlicher Interesse，Frankfurt 1975，S 105.
Rehbinder，In Adolf Homburger/Hein Kotz，Klagen Privativer in offentlicher Interesse，Frankfurt 1975，S 107.
Zweigert，In Adolf Homburger/Hein Kotz，Klagen Privativer in offentlicher Interesse，Frankfurt 1975，S 107—108.
See note，S 114—115.
See note。
Hans-Joachin Mertens，Kollektivrechtlicher Schadensersatz alsMittel des Verbraucherschutzes，ZHR 1975，S 469.
See note，S 474.
Michael Schulte，Kollektive Geltendmachung von Verbraucherschaden imUWG，G ttingen 1982，S 88.
note，S 339.
Harald Koch，Kollektiver Rechtsschutz im Zivilprozeβ，Frankfurt 1976，S 93—96.
See note，S 98 ff.
历次草案的主要内容，见Hans-WolfgangMicklitz /Astrid Stadler，Unrechtsgewinnabsch pfung，Baden-Baden 2003，S 15 ff.
See note，S 93 ff.
See note，S 99—105.
在Mertens的方案中，消费者团体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消费者个人的名义起诉。为此它需要获得个别消费者就该请求权的让渡（Abtretung），而这在小额分散性侵害中极不现实。这也是Mertens模式遭受批评一个主要方面。
See note，S 94.
德国的消费者保护团体，普遍以次级消费者团体为成员，而很少个人成员。
See note，S 293—294.
See note，S 294.
关于立法讨论的具体情况，同注。
Vorschlage zur Verbesserung des Schutzes der Verbraucher gegenüber 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Zweiter Teilbericht der Arbeitsgruppe beimBundesminister der Justiz，1975，S 50.
BT-Drucks，7/ 3200，S 21.
BT-Drucks，7/ 3919，S 55.
Peter Gottwald，Class Actions auf leistung von Schadensersetz nach amerikanischem Vorbild im deutschen Zivilprozeβ，ZZP 1978，S 1 ff.
根据1987年1月1日生效的《经济、消费者、劳动、社会法改革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没有规定任何一种形式的群体性损害赔偿之诉，而只是通过13a条引入了一种消费者撤销权。BGB 1 I 1966，1169.
Reinhard Urbanczyk，Zur Verbandsklage im Zivilprozess，K ln 1981，S 236.
这两种要求之间有一种紧张关系：在
宪法保障上相对可靠的方案，其现实意义可能很小；而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就其“合宪性”的论证则相对困难。
Mertens模式在几次法律草案中均有体现；只是，按照这些草案，个别受害者对消费者团体的请求权让渡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这种授权方式无疑比Mertens的推定让渡模式更加苛刻，在以小额分散侵害为主要特征的消费者侵权中也更加不现实。又见Hans-WolfgangMicklitz /Astrid Stadler，Unrechtsgewinnabsch pfung，Baden-Baden 2003，S 22—23.
Thiere在1980年的著作中，明确提出了在小额分散性侵害领域引入一种“团体提起的集团诉讼”的建议。其建议的主要方面，与上文介绍的Koch （1983年提出的）观点基本一致。见KarlThiere，Die Wahrungüberindividueller Interessen imZivilprozeβ，Bielfeld 1980，S 363—364.
这一点，在几位学者的论证过程中都不难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