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告人一方信息-利益分析

　　被告人的利益诉求在于从轻或减轻处罚。要通过量刑活动表达其利益诉求则要求被告方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并能有效发表其意见。在我国大多数的基层法院，大多数被告人的文化程度都是小学、初中，有少部分是高中文化，而大学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被告人少之又少。据笔者的相关调查，包括大学文化以上的被告人在内，大都如上述的非法律人士一般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同样需要一个有效的信息交换平台进行对话以保障其权利。在非程序化的量刑活动中，被告人发表量刑辩护意见的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15]，也缺乏通过程序预测与逐渐接受量刑结果的过程。判决结果对其而言几乎是空降而来，若与其预期相距太远则会产生更为激烈的抵制情绪。就笔者进行判后释法的经验而谈，如果能用与相似案件对比的方式释法说理是最容易说服当事人的。心理学原理告诉我们，人在理解一个新事物时，往往是以相似事物作为参照系进行自我定位的。这种定位，在量刑程序中也是最朴素的正义观的体现——通过相似案件寻找司法尺度以衡量判决的公正性。这种对量刑正义量化定位的心理需求，无疑也是被告人的利益诉求之一。案例的对比说理，不仅可以引导被告方进入一个可理解的对话平台，从而使其参照案例，用生活化语言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且通过这一过程被告人可以预测与逐步接受可能的量刑结果，从而自我说服。

　　（二）被害人一方信息-利益分析

　　被害人在量刑活动中，其利益诉求主要在于排除内心不满，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伸张正义，从而得到精神补偿。我国刑事审判的经验表明，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比率极低，以致于一些法院干脆不通知被害人到庭参加诉讼，这无疑剥夺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尤其在故意伤害案件中，被害人往往心存更强的压抑情绪，庭审过程也是排解其内心不满，表达其心理补偿需求、获得心理上的救济的途径。同时，量刑程序中，被害人陈述的危害结果往往是在笔录中看不出来的，至少语言的表意有限性难以正确描述被害人最真实的感情。量刑个别化不仅是对被告人的量刑个别化，也是对被害人伤害结果考量的个别化，因为同一伤害行为对不同的人，因身体状态、经济条件等情况的不同，会造成不同的后果，唯有确定后果的危害性，才能更合理地量刑。这不仅需要赋予被害人陈述犯罪事实的权利，也需要赋予其陈述个人相关信息及与犯罪行为相关情感的权利。在某些信访问题比较突出的案件中，如故意伤害案，还可以考虑赋予其一定的量刑请求权[16]。

　　（三）社会群体信息-利益分析

　　社会群体是社会利益的代表，其对司法机关的利益诉求在于正义的实现。在我国，司法权威尚未完全树立，法律常识尚未普及，社会群体需要的不仅是正义，而且是直观的正义[17]。这就需要从实体法与程序法上保障量刑过程与结果的直观性。因此，相关的量刑信息必须以便于接触与理解的方式提供给公众。此外，对于利益相关群体，其利益诉求往往是对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描述。一些西方中心论者脱离我国本土资源，片面强调司法独立，强调民愤、政策不应该影响案件判决。笔者认为此类观点值得商榷，诚如卡多佐所言：在审判过程中，对社会政策的考虑颇为重要。法官试图解释社会意识，并试图在法律中使之得到实现[18]。程序不是要隔离决策过程与外部环境，而是要控制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因为法律的生命源于社情民意[19]，就具体案件而言，量刑所需要查清的社会危害程度若缺乏公众的参与又从何得知呢？因此，对于一些利益相关群体人数较多且影响范围较广的案件，公众的陈情权是有必要的[20]，也是符合我国法律传统与本土法律理念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