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于明初承袭元制，笔者认为不能一概地加以否定。明朝的文化，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市民文化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当然也包括上层社会的一些政治管理体制（对少数民族的管理）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元朝的影响，相对的开放性保持了中华文化的内在活力，具有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一种能力来改造、更新、发展自我。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文化的相对封闭性这一点，因为它是保持我们中华文化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点上，明初统治者承袭了元代君尊臣卑的统治思想、分封制度以及人殉制，不可避免使这些落后因素影响到了当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使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的恶性膨胀达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阶段。当然，明中后期的统治者注意到了这一点，逐渐抛弃了元朝落后的制度，保持了农耕文明的相对封闭性，使明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重要的王朝。
【作者简介】
李晓婧，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法律文化。
【注释】 《论语·八佾》。
《草木子·杂制编》。
于慎行：《榖山笔麓》卷三《恩泽》。
于慎行：《榖山笔麓》卷十《谨礼》。
《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古律有荫减荫赎》。
《大诰三篇·秀才剁指第十》。
《大诰三遍·颁行三诰第四三》。
《御制大诰·颁行大诰》。
《明会要》卷四《诸王杂录》。
《明会要》卷四《诸王杂录》。
《续文献通考》卷二零八。
《五杂俎》卷十五·事部三。
王宗沐：《敬所王先生文集》卷26《江西大志》附《宗学私议》，明万历元年刘良弼刻本。
《明史》卷109《宰辅年表》。
《元史》卷85《百官志》。
《元史》卷85《百官志》。
《元史》卷91《百官志》。
《大明律·刑律》。
清官修：《续文献通考》卷248《四裔考》。
关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宗教政策，可参见下列论文与专著：李焯然：《明初的宗教政策》，载林徐典编《学术论文集刊》第3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1990年版，第177-206页；陈宝良：《明太祖与儒佛道三教》，载《福建论坛》1993年第5期，第40-46页；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李乐《见闻杂记》（卷二）。
术外尼《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册），第189页。
多桑《蒙古史》（下册），第140页。
《明史·礼志十二》（卷五八）。
《明史·后妃传》（卷一一三）。
《明史·后妃传》（一一三）。
《否泰录》。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32《明宫人殉葬之制》，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53、757页。
陈宝良著：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90。
何孟春：《余冬序录摘钞一》，载沈节甫辑《纪录汇编》卷148。按：相关的探讨，可参见郑克晟《试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载《明清史探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
张志淳：《南园漫录》卷五《礼服》，民国元年云南图书馆刻本。
正德《琼台志》卷七《风俗》。
相关的记载与考证，可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4《比甲只孙》，第366页。
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卷33《题为禁治异服异言事》。
史载建文朝都指挥平安，在靖难之役时，兵败于小河，为燕王之兵所俘。燕王朱棣曾问之曰：“小河之役，倘相及何如？”安答道：“臣欲生致使长耳。不然，未可量也。”平安称燕王为“使长”，这是蒙古人习俗在明代语言中的反映。说具陆粲《庚巳编》卷1《平保儿》，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页。
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卷33《题为禁治异服异言事》。
嘉靖《威县志》卷2《地理志·风俗》。
郎瑛：《七修类稿》卷21《辩证类·酒钱元俗》，第221页。
黄瑜：《双槐岁钞》卷1《文华堂肄业》，第12页。按：把盏，一意是举杯劝引，这在唐代官场就颇盛行。但元人之“把盏”，显然已与唐代有别，不但需要离席，而且与换盏合在一起。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2《史》8，第100页。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1，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5-26页。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3《命妇朝贺》，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