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大嗜之白酒，初亦来自蒙元。塞外寒苦，必欲高纯度烈酒以驱风寒，故创此蒸馏之法。明人袭之，蒸馏酒大盛，几欲取代传统之酿造酒。而酿造酒遂退处江南一隅，北人视之以为仅堪调味，故名曰料酒。南京各衙门官员天天摆酒，游宴成风，以致留下一段笑谈。时人何良俊说，“南京各衙门摆酒，吏部是办事的官吏，户部是箩头与揽头，礼部与六科是教坊司官俳，兵部是会同馆马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家，工部是作头，太常寺神乐观道士、光禄寺是厨役。每摆酒一桌，只给银二钱，有些刻薄的人只给一钱半，食品菜肴却要丰备，最终还是苦了店家铺户。”[40]

　　此外，明人品茗唯用冲泡，一变宋人煎饮之旧，其亦来自蒙元之习俗。

　　（四）民俗

　　明代宫中端午节所举行的“龙舟骠骑之戏”，尤其是“骠骑”之戏，实际上就是元代的旧俗。而宫中的翦柳之戏，更是源自胡人的“射柳”之俗。[41]

　　以妇女社会交往的拜礼来说，明代民间妇女的礼节，有些就自元代承袭而来。如明代士民家庭中的妇女，平常所行的“伏地顿首”之礼，几乎与男子所行无别，显然沿袭了“故元之习”。[42]

　　明代昆曲虽号曰“南遵洪武”，实则亦大赖于《中原》。“南遵洪武”仅见于明末沈璟之口，在其本人亦未见遵行。而李笠翁则将《中原》入声析出单列于三声之后，以为南北曲之通韵。俟清人沈苑宾作《韵学骊珠》，终为曲坛永则，而苑宾之法实即脱胎笠翁耳。可见明代语音，虽在昆腔，亦不免于模拟伧父，遵习北音也。且昆曲定型之初，亦大受益于北曲。魏良辅制曲律，曾师事北地弦索名家，并于书中大赞“冀州调”、“小冀州调”，每申所谓“南人不曲，北人不歌”，其艳羡模仿北曲杂剧之态度甚明也。此非昆腔不足以荡人，乃蒙元百年熏染之审美习惯使然，必欲使昆腔遵北曲之制度而后快也。

　　在瓷器制作方面，宋瓷多用单色，而明人尚青花，亦自金元风尚得之。今存之辽金瓷器，多用双色釉者，或黑黄，或黑白，此在南北宋时期初非技术落后不能办者，特无此欣赏习惯耳。而蒙元承辽金，大用波斯釉彩，施诸素胎之上，以成此青花之器。明人生元人之后，亦不觉青花之承自金元，初非华夏正器也。

　　四、结语

　　明朝初期不管是在上层社会的政治体制，还是下层社会的民俗风气中，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元朝的痕迹，这点是不容置疑的。关键是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该如何评价？应该看到，中华农耕文化较之于游牧文化无疑是先进的，农耕民族热爱土地、固土拒迁、性格温和；游牧民族迁徙不定、逐草而居、性格勇猛、善于骑战，特别是水老草枯之际，他们便南下掠夺，来去无风。农耕人为了保卫家园，只好不断地修建长城，抵挡外族入侵。更为巧合的是，明代长城的路线走向与现在所说的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重合，这正好说明长城是中华农耕区与游牧区的边界，它是保护农业经济、保卫华夏文明的防线。农耕和游牧是东亚大陆的两个基本经济文化类型，是中国文明两个彼此交流的源泉。中华文化是两个农耕人和游牧人在长期的既冲突又融合的过程中共同创造的。长城则是实现这个过程的交汇线。笔者认为，随着文化的延续，如果它没有开放性，那么它就缺少一种内在的生命力，这种文化最后很可能要僵死。但是，如果一味得敞开胸怀，毫无区别的全盘接受，可能最后导致的是被同化。因此，相对的封闭性或者说是相对的开放性这种动态的结合构成了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一个重要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