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载，元人服饰盛行于明代并被明人广泛使用者，有“比甲”与“只孙”两种。比甲是由元世祖时皇后察必宏吉剌氏所创制，其式样是前有裳无衽，后面之长倍于前面，也无衣领与衣袖，仅用两襻相缀。比甲这种服饰的出现，显然是为了便于弓马生活。明代北方妇女普遍崇尚比甲，将它当成日用的常服，而且稍有改进，织金刺绣，套在衫袄之外。只孙这种服装，《元史》又称“质孙”，也起源于元代。其名是蒙古语，若译成汉语，其意思是说“一色服”。“在元代时，凡是贵臣奉皇帝之诏，就穿只孙进宫，以示隆重。只孙在明代仍被穿用，但仅是军士常服，在明代皇帝的圣旨中，经常出现制造“只孙”件数的记载，显是明证。”[33]当时北京的百姓，每到冬天，男子一概用貂狐之皮，制成高顶卷檐的帽子，称为“胡帽”。妇女也用貂皮裁制成尖顶覆额的披肩，称为“昭君帽”。“此风所及，以致北直隶各府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也互相效仿。”[34]明人田艺蘅认为，明人所戴之帽或所穿之袄，很多还都保留着蒙古人的遗俗，这就是所谓“帽则金其顶，袄则线其腰”。所谓“帽则金其顶”，就是田艺蘅幼时在杭州见到过的小孩所戴的“双耳金线帽”；而“袄则线其腰”，是说明朝人所穿之袄，在腰部有一道线，完全是蒙古人的遗风。再如明代皇帝燕居所服之便装实得自元廷之质孙服与辫线袄，其制上为交领右衽，下为百褶裙，此在元代为帝王官员之常服，明人不谙已灭之宋制，轻效可见之元法，此皆一代风气熏染，不得不如此也。明初很多男子有单耳穿洞戴金耳环的习惯，也是来自元代，常遇春的画像即戴了金耳环。

　　（二）语言称谓

　　后晋失燕云，河北渐与中原疏离，后遭金灭宋，河北言语风俗大混同于契丹女真，相习既久，遂于北宋汴洛旧音外别为一地方强势音。河北江南，人民悬隔，音韵殊异，若非蒙元以北方为基地统一中国，则北人声口断无成为华夏正音之可能。而明承元俗，乃至于指江南为鸠舌，奉河朔为中州，虽初都于金陵，而必欲另制《正韵》以示自别于吴音者，殆以元代以来北音占全国统治地位既久，不得不承认之也。且《正韵》特一保留入声之《中原音韵》耳。反切或从陆韵，而分韵实从《中原》；入声虽分三套，而清浊仅为具文，徒示与传统尚未脱节耳。其实仍以北音为主体。终明之世，北音大畅，而《正韵》反由于不纯用北音以致束之高阁。

　　明代沿袭元代蒙古人的习俗，一般称诸王子为“使长”。[35]弘治年间，在北京的街上，童男童女互相嬉戏聚谈，都不作中华正音，学成一种“鸟兽声音”，含糊咿唔，很难辨别字义，称作“打狗吣”。[36]这种打狗吣一类的语言，显然受到蒙古话的影响，而且其遍布的范围也较广，在北直隶各府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方，都有人互相效仿。在直隶威县，一些快手、民壮骑坐马匹，合打“插儿机”、“紧急鼓”，或者弹“琥珀词”，“殊乖中夏礼义之教”，[37]显然也是受到了蒙古人习俗的影响。

　　（三）饮食生活习惯

　　在明朝，“诸如设酒则每桌五果、五按、五蔬菜，汤食非五则七，酒行无算，另置酒桌于两楹之间，排列壶盏、马盂，以及把盏，或尊卑行跪礼。”[38]“把盏”、“换盏”，都是一种“胡俗”，也就是元代蒙古人的习俗，在明初尽管已被禁止，却时有人仍然沿用这种礼节。[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