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崩，遗命不得以宫妃殉葬。”[24]《国榷》引郑晓、马晋允之言，皆谓英宗停止嫔妃殉葬，是仁明圣德之盛举。（卷三三）足证明初确有人殉制度。“初，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若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自锦衣卫所试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千、百户，带俸世袭，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亦皆用殉。景宗以郕王薨，犹用其制，盖当时王府皆然。至英宗遗诏，始罢之。”[25]宣宗的惠妃何氏、贤妃赵氏、惠妃吴氏、淑妃焦氏、敬妃曹氏、顺妃徐氏、丽妃袁氏、淑妃诸氏、充妃李氏、成妃何氏都是随宣宗殉葬的枉死鬼。其册文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当明成祖死时，高丽使者正在北京，躬逢丧礼大典。在出殡的前晚，殉葬的三十余名嫔妃由太子出面，邀请她们赴宴践别。在死亡来临的极度哀痛凄切中，自然谁也顾不了丰盛别宴上的珍肴佳味，而是哭声震殿阁。殿堂中早已悬好白绫，下面是踏脚的小木床。她们一个个迫于圣命，登上小木床，以白绫系颈。也有不愿自缢的人，于是太监们就强行动手，将她绞死。宫妃高丽人韩氏，哭着哀求太子，说：我母亲年纪老，希望能把她送回国去。同时哭着对她的乳母金黑说：“娘，吾去！娘，吾去！”话音未绝，踏足的小木床已被太监们蹬翻。宣宗的殉人中，有凤阳人郭爱，入宫才二十一天。她在绝命前写了一首诗，哀惋备至。诗云：“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矣，是则可悼也。”[26]英宗这个皇帝，一生无什么善绩可言，但在死前良心发现，召儿子宪宗说：“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无复为。”[27]遂为定制。但有学者认为，“其实，这其中还是有一个过程，应该说是历经了天顺、成化两朝，才最终废去宫嫔殉葬之制。”[28]

　　三、明代的社会生活

　　在明代学者有关风俗问题的讨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即“风俗溺人，难于变也”。尽管明初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以后，力图一洗其弊，革除元代诸多风俗，但元代蒙古人的习俗，也就是明朝人经常提到的“故元遗俗”，还是渗透于明朝人生活与习俗的方方面面。

　　（一）具有“胡风”遗俗的服饰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活跃的时期，明代社会又是一个富于变化的社会。从服饰文化或风俗来看，明代的服饰也丰富多彩。……这当然只是明代服饰的特点之一，也即新与奇。”[29]但是在厌常斗奇风中，不能不提到当时服饰中恢复“胡风”的倾向。元代末年，江南士人风俗有一股蒙古化的倾向，当时的士人辫发短衣，而且多效仿蒙古人的语言、服饰，以便能在官场上官运亨通。这种习俗，并不限于士大夫，而且其影响及于民间妇女，在语言、服饰、发型、饮食、起居、器用、姓氏等方面，都受到蒙古习俗的影响。据明人何孟春的说法，“这种习俗一直到明代建国以后，还延续了百年有余。”[30]按照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在元朝时，妇人的礼服称为“袍”，这是鞑靼的称谓。其实，汉人称为“团衫”，南人则称为“大衣”。“但在明代，从北京一直到天下各省，都称妇人的礼服为“袍”，说明这一蒙古人的服饰称谓一直沿用到明代。”[31]“又如在海南岛，民间的服饰称谓还保留着蒙古人的语言特色，诸如称小帽为‘古逻’，系腰为‘荅博’，等等。”[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