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管理西南与两广地区诸族的机构

　　明朝对广大西南（云南、贵州、四川）以及广东、广西等地的苗、僮、彝、瑶、傣等族的统治机构设置，基本上是沿袭元制的土司制度。根据各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土司机构及职官设置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少数民族人口较少、居住分散纳入军事编制的卫、所。这类机构多由少数民族首领任卫、所军官，统领本部族民众，听命于朝廷。其主要职责为朝廷提供兵役，“看守边疆”，其指挥使均由该部族人世袭其职，也被视为土司。第二种是社会经济水平发展较高、接近于汉族地区者，则实行与汉民族地区行政体制类似的机构设置，主要有土府、军民府、土州、土县、土巡检司等不同形式的机构，其长官设土知府、土同知、土通判、土知州、土知县、土巡检等。这类土职机构官员一般世袭，有的在敕书上写明，有的袭职时需向朝廷申请恩准。第三种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则保留元朝的土司制，任命当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做土官进行统治。这种类型的机构经“划一”后，主要有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五种。

　　明朝对土司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包括职位的承袭、进贡、赋税、差役、供输、征调、奖惩等都有明确规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土知府等官属文职，归吏部管理；宣慰使等为武职，归兵部管理。各地土司与明政府有矛盾或引起叛乱时，明政府则把那些地区的土司撤掉，改设由中央派出的流官统洽，这种措施称为“改土归流”。明朝对西南与两广地区诸族的机构设置，将土官纳入国家统一的官制，客观上促进了对民族地区管理的深入和各族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四）宗教管理制度

　　明太祖曾经有过一段出家为僧的经历，对佛教自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态度。但作为一个新王朝的开拓者，他也洞悉佛教内部的诸多弊端，而且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弊端很不利于新王朝统治的稳定。所以，他在重视佛教的同时，也对佛教进行了部分的整理。[20]明太祖对待佛教的态度，可以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界，前后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在此以前，主要沿袭元朝的佛教政策，尤其是在洪武五年以前，这种因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这段时间里，他一方面建立大法会，诏谕佛教界的高僧说法，让那些善世、禅师来统治整个佛教界。另一方面，他又修治寺庙，召用僧人，对佛教显得极为重视。自洪武十五年以后，他在全国建立起一整套的佛教管理机构，使佛教的管理衙门化。与此同时，他又裁定了佛教的宗派，开始对佛教实行严厉的整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明朝初期，政府的佛教政策是深受元朝影响的。

　　二、明代帝王的丧葬陵寝

　　有关明代陵墓的制度，前期的人殉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人殉在传统的汉族王朝中久已绝迹，为什么到明朝又会出现呢？ 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元朝制度的影响。李乐《见闻杂记》且直谓“其君后崩逝，不用殉葬，不陈祭器，不作山陵”[21]。然波斯史料的说法则完全不同。“成吉思汗死，以美女四十名殉葬。”[22]瓦撒夫记伊利汗国主旭烈兀（忽必烈之弟）之葬，“依蒙古旧例，掷黄金宝石于墓中，以幼年美女盛饰殉葬”[23]。以此推之，元代皇帝也应是以珍宝美女殉葬的。汉人官僚多不能参与蒙古贵族的许多仪式，对死去的皇帝，只是号哭于大都北郊，送灵柩北去。陵葬制度，他们是并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