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的政治体制

　　元朝的政治体制在总体规模上沿循汉制，而在具体结局上又是汉、蒙杂糅的特异政权，给内地带来了一系列在性质上是逆转的落后制度：如世袭的军户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等等。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缔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的定型，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功于元、清两代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勇于开拓的。这个伟大的功绩，我们无论怎么称颂都是不会过分的。但不能否认的是，每一次少数民族的入主，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他们当时所特有的落后因素，这些落后因素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比如，在元朝的统治下，中国的皇权进一步恶性发展，开始走上了极端化的腐朽、僵化地步，给后来的明统治者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朱元璋以“拯生民之涂炭，复汉官之威仪”为标榜，灭元兴明。在建制上，以承唐、宋为名义，而实际上却继承元朝，将这些落后的制度作为传统的因袭长期保留下来，不过将一些蒙古的名号、制度予以废弃和改易。尊君臣奴在名义上当然已经改变了，但君臣尊卑的差距却一仍元旧。这些都沉重阻滞了中国社会复苏发展的步伐。于慎行所说的“本朝因之，未能复古”，就是这个意思。

　　（一）君尊臣卑的统治思想

　　元朝时，在堂皇的君臣关系后面，还渗进了使长与世仆，即奴隶主与奴隶这种落后关系的残留形式。传统的君尊臣卑，进一步发展为君尊臣奴。原因非常简单，既然当朝的蒙古权贵都以皇帝的老奴婢为荣，那么，比蒙古人还低二等（元朝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的汉人官僚，其地位真是世仆之不如，还谈上什么大臣的体貌、人格的尊严呢？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儒家观念中，历来是十分重视所谓体貌大臣，即皇帝必须给予大臣必要的敬重，照顾他应有的尊严。这个情况到元朝是一大变化，君臣之间在人格上的距离被远远拉大。元末的叶子奇极其推重汉代礼待大臣之隆，而慨乎言“后世之待大臣，直奴仆耳”[2]。明朝人于慎行也一再说到：“三代以下待臣之礼，至胜国极轻，本朝因之，未能复古。”[3]又说：“本朝承胜国之后上下之分太严。”[4]也就是说，皇权的恶性发展至明朝有增无减，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受到元朝的影响。

　　从刑法制度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明初君尊臣卑的恶性发展表现得很明显，即承袭元朝的君尊臣奴思想。薛允明比较了唐律与明律的差异，在《唐明律合编后序》中指出：“唐律于名例之首，即列八议，议请减之后，又继之以官当荫赎。其优恤臣工者，可谓无微不至也。明律俱删除不载，是只知尊君，而不知礼臣。偏已。”钱大昕也指出：“古律有荫减，荫赎，本于周官八议。唐承隋，始著于律。唐、宋相因，莫之或改。明名例律虽载八议之条，乃戒治狱官，勿许引用”[5]。洪武十八年，朱元璋颁行《大诰》。《大诰》是皇帝肆意恣行，法外立法的专制典型。宋朝的士大夫，在人格上基本是独立的，对来自皇帝的征召和任命，可以一再辞免，拒不履任；意见不合，可自行隐退，然后悠游林泉，从事著述。政府还特别创制了提举宫观的闲职，以安置这些告退的高级官僚。朱元璋的态度就不同了。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各自残其左手大拇指，示意不为新朝效命。朱元璋严厉申斥其“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6]。根据朱元璋的指示，《大诰》这本书，“务要家藏人诵，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7]。为了保证《大诰》的贯彻执行，朱元璋在颁行《大诰》时曾宣布：“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各加一等。”[8]朱元璋以行酷刑著称，如凌迟、刷洗、称竿、抽肠、剥皮、锡蛇游、挑筋、去指、去膝盖、断手、刖足等等。《明史·刑法志》说：“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虽有意在儆贪儆恶，但同时也在显示与树立君主的绝对淫威。靖难之变，方孝孺守正不屈，明成祖诛其十族。当成组进逼南京时，建文帝的臣僚中，翰林篡修周是修与同僚杨士奇、解缙、胡靖、金幼孜、黄淮、胡俨相约一同守节殉死。然而其他人则都食言而肥，改事成祖，摇身一变，成了新朝的权贵。明朝士大夫的丑陋习性由此产生，可以说，隐忍苟活的奴才性格是由专制者的屠刀训练出来的，这恰恰是继元朝之后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下必然、也是必要的产物。明朝独具特色的厂卫政治皆源于此，官员由对政府负责变为对皇帝个人负责，笔者暂且称之为“奴才政治”，这不能不说是受到元朝君尊臣卑统治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