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票据习惯的调查、票据习惯的研究及其与立法的关系等方面稍作考察，希望对以上论文有所补缺，从而加深对当时民商事习惯调查研究以及民商事立法的认识。

　　对调查票据习惯，北洋时期的官方和民间都比较积极。但就成绩而言，民间机构的要显著一些。

　　官方早在清末就开始调查票据习惯。其时，为拟编民商法，曾令各地调查习惯。关于票据部分，也分别款项，设为问题。但各省答复者，寥若晨星，通都大邑，往往付之阙如。而就造送者观之，也大都是依样画葫芦，牵强附会，不足凭信。

　　民国建立后，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都先后组织调查。民国三四年间，修订法律馆为制订商法，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各地商业习惯的调查。其中，即包括对票据习惯的调查。该馆调查员李炘曾根据各地上报的资料整理成《我国票据固有习惯之调查》一文，发表在民国十二（1923）年一月出版的《法学会杂志》上。[6] 文中有“以上三十三种票据样本现存修订法律馆”之语。但是，就总体而言，成绩可能不大。因为在此前的1922年，李炘又在上海银行周报社《票据法研究》专号上发表《调查票据法习惯设问》一文，提出了票据与纸币的区别、中外票据融通问题、各地票据种类等三个大问题。在1922年北洋政府第一次起草票据法前夕，李炘还曾就日人所著《清国商业纵览》、《最近支那经济》、《支那金融机关》等三书中，摘其大要，译成数章，以为立法参考。当时缺乏票据习惯资料的情况由此可见。这也难怪修订法律馆官员王凤瀛在1924年回忆法律馆的调查时评价不高。[7]当时的最高审判机构--大理院曾发布了一些票据案件的判例要旨。这些判例多是依据各地习惯做出的。自可以视为习惯之一部。[8] 另外，在各省高等审判厅附设的民商习惯调查会，曾根据听讼所得，收集了一些票据习惯。修订法律馆官员王凤瀛根据各省民商事习惯调查会的报告，整理成《票据习惯目次》一文，发表在民国十二（1923）年一月出版的《法学会杂志》上。但内容很有限，远不足以供研究之用。财政部也曾经“特派专员，调查津、沪、汉、粤各处商业票据习惯，以为将来编订票据法之准备”。[9] 不过没有看到公开出版的资料。

　　在民间，有一些金融和商业组织的调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曾委托各分行号，调查各地通用票据情形，发表于该行刊行之通信录。王凤瀛评价“颇足资参考”，应该很有成绩。[10] 另外，上海总商会在关于商人团体自行编订《票据法》给各商会的函中，也曾经有调查各地习惯、以免立法有“隔阂之弊”的设想。不过没有下文。[11] 其中，成绩最大的当属上海银行公会下属的银行周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