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政体也不是可以普遍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只有在一种具有“特别结构”的国家，才可以行之而无弊，那就是奉行同一宗教，集合同一民族，社会上的各种利害关系不甚冲突，尤其重要的是国境狭小，如瑞士、美国独立以前的各州。不然，如果“种种阶级，互相悬殊，贵族与平民阋，资本家与劳动家阋，而甲族与乙族阋，甲省与乙省阋”，在这样的国家，要想实行共和以图安宁，无异于“蒸沙求饭”。
以共和的要求为标准考察中国的民情，他看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习性，适于其成反比例”。他说：“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其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但是考察历史，“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他说：我爱共和，更爱祖国，更爱自由，“吾祖国吾自由其终不能由他途以回复也，则天也；吾祖国吾自由而断送于汝之手也，则人也。??吾与汝长别矣! ”梁启超认为共和立宪不可行，那么君主立宪是否可行呢？也行不通。他说：“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思想的退步，不可思议。[12]
(二)国民不具备共和政治的素质梁启超认为，专制传统和习惯使中国人养成许多人格缺陷：中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的目的。这些弱点决定了中国人没有能力运用共和政体，因此，共和、多数政体不适宜当时的中国。[13]
三、宪政的路径选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人士，不仅不同意革命派的宪政实行方案，在宪政的路径选择方面，与革命派也存在根本分歧，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把流血的政治革命作为实现立宪政治的主要手段。梁启超说：“欲行种族革命者，宜主专制而勿主共和；欲行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动。”[14]他们认为，暴力革命不可能造就立宪政治，而只能是新式的“武人专制”；革命党要师法美国的民主共和政治，而美国的共和政治是以长久的地方自治为基础的；他们特别担心，社会动乱更加削弱国力，招致外国干涉，加速中国的灭亡。
(一)暴力革命的后果不可能是共和，而只能是“武人专制”
梁启超说：“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以革命力量一扫自古相传的风俗和习惯，把国家的最高目的放置在人民的肩上。但经过大暴动之后，出现的是激烈的党争和四分五裂的人民，不可能保持社会势力的平衡。这时，势力最猖獗的，即是鼓吹革命率先破坏的团体，而这个党派大部分属于无资产的下等社会，其所采取的措施往往不利于上层。其力量无所限制，必然日趋极端，遂自取灭亡。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阶级之间连绵不绝的争夺。最后的胜利者，是从梦中惊醒的富豪阶级。他们出无量的代价购求和平，虽然取得胜利但却厌倦政权。这时的社会纷乱疲敝达到极点，非有更加强大的权力不能奠定秩序，于是君主专制思想复活。但君主专制政体已不可能再生，取而代之的则是民主专制政体，这就是法兰西大革命的教训。民主专制政体的兴起，开始必有一非常豪杰，假军队的力量掌握国家的实权。但是，新的统治者单靠军事力量总觉得根底浅薄，于是不得不追求法律上的合法性，举行国民的投票选举。“篡夺者”已经实际上掌握了国家权力，必然尽全力以求当选。而这时的社会也渴望和平，于是万众的视线集中于这个最有势力的人物，常常以惊人的大多数欢迎他，把自己用血泪换来的自由委诸其手。这个篡夺者，无论称大统领还是帝王，其实行的必然是专制。该体制下的议院，也远在立宪君主国的议院之下。因为君主立宪国的议院是代表民意的，君主违背议院就是违背民意。而这种体制下的议院与强权者，同受权于民，议院与其相对抗的资本只是宪法的明文规定。但篡夺者以国民的骄子自居，可以随时提出宪法修正案，或者不经过议会直接举行国民投票，其权力伸缩自由。所以，民主专制政体的议院是“伴食议院”。[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