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议会制度是立宪政治的体制外壳梁启超认为，在立宪政治下，民选国会的产生及其对于立法权、财政权、监督政府权的行使，是立宪政体区别于专制政体的关键所在。所以“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不谓之筹办宪政”。责任内阁也是立宪政治的一大特质，但责任内阁是以其对国会负责任而成立，并不是对君主负责任，所以无国会即无责任内阁。如果对于君主负责任就可称为责任内阁，那么，专制国的大臣哪一个不对君主负责？ 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的不同，就在于内阁对国会负责任。对于宪政而言，“舍国会以外，凡百庶政可以无需筹办也”。他批评当时的清政府非但不筹办国会，反而阻挠国会，舍宪政不办，却把宪政以外的事指为宪政，把与宪政不相关的事指为宪政。每添一局所，颁布一章程，任用一官，皆纳入筹备宪政的范围之中，“绝不能许现政府以冒筹备宪政之名”。他认为，在清廷所列的筹备立宪清单中，资政院和咨议局、户口调查、编纂法典、司法独立、地方自治、官制和官规、清理财政、国民简易识字课本、变通旗制、行政审判院、宪法、议院法和选举法等十四项内容，只有议院法和选举法与筹备国会有关。他斥责清政府把宪政与普通政治混为一谈，把一般政治事务尽托于宪政之名。[9]
当时的清政府认为议会不过是“舆论总汇”之地，只希望其发挥“博采群言”的有限功能，至多把它看成是“参与立法”的机关。梁启超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阐述了他对于国会地位和职权的观点。他说，各国议院的职权大小，千差万别，有的以议院为单独的大权机关，其权力不但在政府之上，而且在君主之上；有的与其他机关共同组成大权机关；有的兼为司法机关。各国议院共同的职权有：参与改正宪法之权；议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事后承诺之权；质问政府之权；上奏弹劾之权；受理请愿之权。这七项职权，“苟缺其一，即不成为国会”。所以，清政府把议院单纯视为参与立法的机关，把其它的职权全部削去，与立宪国的法理是相抵触的。议院最重要的职能在于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特别是防止政府立法上的专横，使立法顺从人民的要求。除了参与立法之外，议院监督政府还有一项重要权力，那就是主持财政，协赞预算。预算案是政治方针的具体表现，议院有了协赞预算权，政府的施政措施就不得不通过预算而受到国民的公断。预算权与参与立法权相辅相成，才能完全发挥议院的功能。[10]
(三)国民支持是立宪政治的坚强后援1907年，梁启超在他起草的《政闻社宣言书》中指出：要改造政府，反对专制，只有求助于立宪政治。立宪政治是什么呢？ “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良好的政府，“必其为国民的政府。质言之，则于政治上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以公诸民也”。改造政府的任务不能寄希望于政府和君主，政府决不可能自我改造，只有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才能改造之，改造政府的重任只能由国民来承担。他说：“未闻无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能成立者，亦未闻有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终不能成立者，斯其枢机全不在君主而在国民。”腐败不进步的政治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久存，必定是国民甘于、安于腐败不进步的政治，专制政治的实行，必以国民的默认为后援。如果国民对于专制政治，有一部分为反对的意思表示，那么，专制的根基必定动摇；有多数人为反对的意思表示，就会永绝专制之迹。要使国民政治成为现实，其原动力不可不求助于国民自身，这需要国民具备三种素质：其一，国民参政的积极性，国民不能漠视政治，应该以政治为己任；其二，具备基本的政治常识，国民对于政治是否适当，具有判断的常识；其三，国民具备政治上的能力，常能自起而当其冲。国民具备上述三种资格，立宪政治才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