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控制政府权力是立宪政治的精神特质首先，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君主还是民主，而在于国家权力的行使有没有限制。梁启超说：“仅有一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绝无限制者，谓之专制政体；其有两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互相限制者，谓之立宪政体。”君主国实行专制政体的最多，中国数千年来实行的即是专制政体。但民主国也并非不存在专制，“若仅有一国会而立法行政司法之大权皆自此出焉，则其国会虽由人民选举而成者，亦谓之专制”，如欧洲古代的斯巴达、罗马的元老院。或者“虽有行政首长与国会两者并立，而国会毫无权力，徒为行政首长之奴隶者，则亦谓之专制”，如罗马凯撒、屋大维时代的政体等。立宪与专制的区别，不在于国体为君主或民主，而在于“国权行使之有无限制”。[5]
在立宪政治下，不仅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国会的权力、政府的权力也都是有限的。他说：“立宪政治，一言以蔽之，则权力有限而已。以议院限制政府，固政府之权力有限；以政府限制议院，则议院之权力有限。若夫所总揽国家之统治权，本来无限者也。而当其行使立法权，苟非自设限而使议院于其限内以行协赞，则议院无权以对待政府，而政府之权且过重；当其行使行政权，苟非自设限而使政府于其限内负责任，则政府无权以对待议院，而议院之权亦且过重。夫惟君权有限，然后政府议院之权乃各得发生，各得充实，各得保障。[6]
其次，实行三权分立，以权力控制权力。梁启超认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并相互制衡，才能使政府各部门的权限受到控制。他认为，立宪国的特色有三：其一为民选议会。立宪国必有国会，其议员或全部由人民选举，或大部分由人民选举。国会最重要而不可或缺的职权有两项，一为议决法律，二是监督财政。国会的作用就是限制君主的权力，使之不能滥用。所以，无国会不能成为立宪，有国会而非由民选，不能成为立宪，由民选国会而两项权力不圆满具足，也不能称为立宪。其二为大臣副属。立宪国君主所发布的诏书，必须有大臣署名才能发生效力。署名是要定责任所归，对于违宪失政之举，由大臣负其责任，君主不负责任。对于违宪失政的诏令，大臣应该据理力争，争之不得，应该辞职。如果大臣的署名只是“奉令承教”，动辄诿过君上，不能称为立宪。其三为司法独立。立宪国皆有独立的审判厅以行使司法权，所谓司法，就是“遵法律以听狱讼”，所谓独立，就是“审判官于法律范围之内，能自行其意志，而不为行政官所束缚”。只有这样，才能有公平的审判，人民的权利才能获得保障。“此三条件，规定于宪法中，而不许妄动，谓之立宪。”[7]
梁启超还提出用民权限制政府权力的观点。他说：“民权者，所以拥护宪法而不使败坏者也。”那么，为什么要用民权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呢？出于对统治者的不信任，因为统治者的理性和良知是靠不住的，他们不可能都像禹、汤一样“仁慈睿智”。如果“不幸而有如桀、纣者出，滥用大权，恣其暴戾，以蹂躏宪法，将何以待之？使不幸而有如恒、灵者出，旁落大权，奸庸窃取，以蹂躏宪法，又将何以待之？”如果没有民权，即使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统治者中圣人少而中材多，所以他们从善难从恶宜。掌权者“所以不敢为非者，有法以限之而已；其所以不敢不守法者，有人以监之而已”。欲使监督机制产生预期的效果，就必须把监督政府的权力交给人民，因为人民作为被统治者，既是权力正当行使的受益者，又是权力滥用时的受害人。他说：“是故监督官吏之事，其势不得不责成于人民，盖由利害关且己身，必不肯有所徇庇；耳目皆属于众论，更无所容其舞文也。是故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所经验所得之也。”[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