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灾区重建中的社会秩序重构1、中国式救援与现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灾难发生后中央政府快速反应，社会各界踊跃捐献，志愿者纷至沓来，十几万军队赶赴灾区抗震救灾，中国社会空前团结。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让人们具备了更多奉献爱心的经济基础以及“践行道德”的成本。[47]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工商业转型，中国社会具备了重构现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和公民德性的可能性。事实上在灾区重建进程中，网络舆论和企业/财富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形成现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言，灾难是对公民德性的历练与政制体制的完善[48]，因此灾区重建离不开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社会核心价值，就是社会成员中基本的共同价值观或价值取向。它决定了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一些重大问题或事件的看法，也决定了社会成员的基本行为取向。它可以包括来自人性本身要求的基本的、普通的社会公德，社会成员的共同理想，社会风尚，执政者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执政纲领，等等。而人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勇于承担责任，是现代文明社会最为广泛的、公认的价值标准或社会核心价值。这些构成了“灾区重建法案”的核心价值理念。
2、以人为本与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的生命价值得到真正的张扬，人们舍弃了以往的歧见，放下了平日中的明争暗斗，抛开了贫与富、贵与贱、老与幼、有与无的差别，使灾难中的生命被放在同一个平台得以救护、审视、爱护与尊重。因此，不惜一切代价，来抢救灾难中得以存活的每一个生命，是汶川地震后所有行为的根本所在。“人的价值”得到空前的重视，昭示我国人口红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对整个法律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灾区重建法案”将更为突出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重视人的价值。因此该法案将对个人破产法和计划生育政策等法律法规的制定或调整产生深远影响。
3、公共权威的形成此次地震是对政府公共经济管理水平的一次全面考验，本法案探讨仅仅是政府提升公共经济管理水平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公共经济管理要求信息透明与信息自由的原则，权威信息的缺失必然会导致谣言四起，在天水、兰州、西安等地的地震传言绝非子虚乌有。公共权威的形成依赖于公共信息与公共事务的合理性交涉和表达，而不可能持久建立于没有理由的被动接受。[49]在这个意义上，未来《防震减灾法》，《紧急状态立法》，《公共信息法》等法律法规修改修订需要体现经济法所要求的公共权威。
（二）法律的发展性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传统制度框架的特点及其问题在于，公私泾渭分明，人为割裂现实与制度需求，“唯名”之风导致形式主义的不实之风和腐败之风，政府与民间不能形成良性的伙伴关系，导致战时体制调动能力会随着矛盾的积累而瓦解。中国红十字会遭遇的尴尬和四川高尚社区“惊现救灾帐篷”的丑闻不可能通过问题本身得到解决，而需要政府与民间良性伙伴关系的形成。传统制度框架很难有效解决问题，必须突破原有制度框架才能有效解决问题。制度变迁的渐进模式，就是在既有制度资源中通过结构性重组或调整寻求制度变迁。
（三）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之反思树立科学精神，是现代社会面对灾害的基本立场。科学精神、公民德性和政制体制是构建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50]“灾区重建法案”体现这种立场和支柱背景之下的“法律与社会科学”的水乳交融。灾难之下需要多学科角度的反思，学科不过是人们主观的一种划分，从来不应成为讨论问题的沟壑，法学需要与其他学科交流、讨论方能有益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在这个意义上，“灾区重建法案”取材于现实，更着眼于对未来制度构建的探索。
【作者简介】
赵忠龙，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注释】 参见史际春：《集体所有权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8页。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七、卷八，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1997年第7次印刷，第339~434页。
参见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参见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195页。
CCTV《经济半小时》栏目2006年1月11日：《灾难的启示》，
http://www.cctv.com/program/jjbxs/20060111/102182.shtml[7'');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社会是规则化治理的社会，当然包括自然灾害的规则化治理，参见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38页。
Richard A. Epstein, Simple Rules for a Complex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参见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参见史际春、孙虹：《论“大民事”》，载于《经济法学评论》第二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7~107页；史际春：《论规划的法治化》，载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4期/2006年7月，第1~8页。
邓峰：《社会结构变动下的法理念和法律调整》，载于《经济法学评论》第二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参见刘连煜：《公司监控与社会责任》，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51页。
如台湾地区《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的施行期间就是自生效日起算五年。
参见孙立平：《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特征与原因》，
http://blog.sociology.org.cn/thslping/archive/2008/01/06/9667.html[15''); 麦肯锡全球学会（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08年新近完成的一项研究预计，在2025年之前，中国的城市人口数量还将增加3.5亿人，其中2.4亿将是来自农村的移民。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Preparing for China’s urban billion,
http://www.mckinsey.com/mgi/publications/china_urban_summary_of_findings.asp[16''); 更具悲剧色彩的是，四川省、甘肃省等受灾严重的地区又都是农民工输出较多的省份。
198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于2008年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在这部法律中体现了城乡统筹规划的科学发展观。
参见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刘光华、赵忠龙：《渐进改革背景下的中国当代经济法：一个经验与实证的角度》，载于王全兴主编：《经济法前沿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7页。
参见徐孟洲：《经济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参见荣敬本、崔之远等著：《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页1~109。
参见新华网：《十七大报告解读：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1/11/content_7049258.htm[22''); 参见新华网：《报告解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2/07/content_7214001.htm[23''); 参见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渠敬东译。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莫伟民译，第169~174页。Anthony Beck: “Foucault and Law: The Collapse of Law''s Empire”,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16, No. 3 (Autumn, 1996), pp. 489-502,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180页。
参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354。
新华社总编室：《中国汶川抗震救灾纪实》，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61444[26''); 新华社：《关于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工作组组成的通知》，
http://www.gov.cn/jrzg/2008-05/19/content_981852.htm[27''); 参见国务院《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
http://www.gov.cn/zwgk/2008-06/09/content_1010710.htm[28''); 参见《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
http://www.gov.cn/zwgk/2008-07/04/content_1036351.htm[29''); See, Schlesinger Arthur Meier: 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0. &Se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ACT (1933).
www.tva.gov.
See,
http://www.srbc.net.
Commission作为现代经济法的典型调控模式，参见罗纳德?科斯，《联邦通讯委员会》，载于《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页24~74。
有关Commission和Authority的制度差异，也请参见刘光华、赵忠龙：《转型中国水利工程建设运营法律制度研究——从“引大入秦工程”切入》，待刊稿。
参见史际春：《企业和公司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笔者拟另文探讨国家政策性投资公司的相关法律问题。
参见沈杰·安南：《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精要/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经典文库》，曾嵘译，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相关理论论述参见孙久文主编：《区域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
参见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关于对口支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区的紧急通知》（2008年5月23日），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tzl/200805/20080500015221.shtml[37''); 以上内容参见史际春主编：《经济法教学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362~373。
参见甘培忠：《中小企业促进法实施中的法律与政策问题研究》，
http://www.cel.cn/show.asp?c_id=103&c_upid=5&c_grade=2&a_id=2027[39''); 参见中国政府网：《国家制定一系列政策法规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成长》，
http://www.gov.cn/wszb/zhibo91/content_673337.htm[40''); 参见《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
http://www.gov.cn/zwgk/2008-07/04/content_1036351.htm。参见史际春：《经济法》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268页。参见徐孟洲：《经济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7~483页。
参见《新京报》：《中央财政拟为救灾调整预算》，
http://news.sina.com.cn/c/2008-06-25/041415810129.shtml[42''); 参见《成都晚报》：“日本建筑专家抵蓉传授震后建筑修复经验”，
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08-06/25/content_13640376.htm[43''); 参见刘英来：《中国审计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Richard A. Epstein, Simple Rules for a Complex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网络上一度激烈讨论的“范跑跑事件”就足以凸现面对灾难，当代中国个体与社会的价值观冲突。参见《国际先驱导报》：《海外激辩“范跑跑”事件》，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6/09/content_8329247.htm。
参见史际春、肖竹、冯辉：《论公司社会责任：法律义务、道德责任及其他》，载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39~51页。
苏力教授言“富裕不等于善良，但极度贫困甚至会剥夺善良”，参见《在许多感动之后——北大法学院2008年毕业欢送会致辞》，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43359。也请参见理查德·波斯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4页。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七、卷八，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1997年第7次印刷，第339~434页。
参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3年版。
胡国成：《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