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实施机制的构成及其变迁

　　历史地看，法治化是一个通过不断积累理性来优化制度安排的过程，伴随着法的进化，对实体理性与程序理性的要求与满足程度也相应提高。与之相适应，法的实施机制本身也会发生变化，这在适用的先后排序与权重分配上都会得到体现。在从压制型法向自治型法、再向回应型法的进化过程中，①自愿遵从所占的比重从最低上升到最高；国家强制服从的比重从最高降至最低；习惯性服从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社会强制服从的比重因为社会自治的扩张而缓慢上升。就其总体而言，在压制型法中，这四种实施方式的排序是国家强制服从、习惯性服从、社会强制服从与自愿遵从，而在回应型法中，这种排序改变为自愿遵从、社会强制服从、习惯性服从与国家强制服从。法的实施机制从压制型法发展到回应型法所发生的这种深刻变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而言，标明了国家对公众守法自觉性的渴望程度和自信程度提高；作为一种实践状况，则表明了法治化的社会效果的显著提升，守法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为了推动社会发展与改善自身自由状况所必须承担的一种责任，一种普遍的、高尚的社会责任。

宋功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研究员，现任教于国家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