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当地闹腾了一个多月，至少直接牵连数十人，致使当地百姓谈手机短信色变的案子，虽然在其曝光后，警，检迫于舆论的压力承认错误无罪释放了“犯罪嫌疑人”，从法律程序上终结了，但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很值得政治家和法律、法学界人士警醒和回味。在这个案子的处理过程中，在台面上走动的虽是公安部门和检察机关的人，但主导事件从起幕到落幕整个进程的灵魂人物显然是当地党的“一把手”蓝先生。首先，如果说秦中天的“诽谤罪”嫌疑有两个“受害人”，那就是蓝先生、周先生，彭水县有关机关和部门办理这个案子一直是这么认定的，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中也是这样认定的。其次，诽谤罪一般是自诉案，而自诉涉及的是原告的个人权益，所以，公安、检察介入自诉案实际上是在私事公办，是在帮蓝先生、周先生个人办事，受益人对公安部门、检察机关的行为不可能不知道。蓝先生的秘书庹先生对记者说得很清楚，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但因为忙，“公安机关会处理”。事实上，如果不是当地党的“一把手”有指示，一件小事决不可能办成那样一个牵连广泛的刑事案子，公安、检察两方面也不可能那样迅速、协调地使这个案子开幕和落幕。
这个案件的处理过程较为集中地表露出了这样的事实：在我国的地方，尤其是在市[3]、区、县等行政区域内，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书记，使其法律上能够统一指挥和协调党政和公检法，事实上可以不受法律制度制约地行使权力、在选定的范围内任意剥夺公民一些重要宪法权利。这种事情不是偶然的、也决不是彭水一个地方才有的，秦中飞案不过是这方面的一个鲜活的例证。这种状况的存在对于建设法治国家和建设和谐社会都是很大的障碍，也是导致不少地方主要领导人因缺乏监督而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最后走上违法违纪甚至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注意到，秦中飞案已经得到了纠正，这当然好。对于当地领导人来说，不论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采取纠错行动的，此举都可以说是化被动为主动的明智做法；而且，知错即该，善莫大鄢！但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逐渐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一把手”滥用权力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根源，笔者以为，还是有必要对这个案子的起落做一番评说。这种评说虽然是结合发生在彭水县的秦中飞案进行的，但完全是着眼于在全国范围内避免或减少类似事件而做的。
综观秦中飞案的有关事实，笔者以为，有些道理说清楚对于站在不同立场或处在不同地位的人们或许都会有些益处。
（一）作为公民，秦中飞用向亲朋发短信这种私人通信形式表达思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完全是他的宪法权利，任何人无权干涉。作为民主、法治时代的地方主要政治人物，地方“一把手”们应该摆正心态，明白自己的宪法地位，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看做专制时代的太守、县令。即使是封建时代，也几乎没有将背后非议和怨骂县令、太守规定为犯罪的法律，甚至也没有将背后怨骂督抚宰相规定为犯罪的法律。即使在“文革”中的“恶攻罪”，也只有涉及 “四个伟大”才能成立，一般还没有非议或怨骂一个县处级干部就可定罪判刑的。事实上，任何一个民主、法治社会的地方乃至中央的领导人，都不可能没人批评、都不可能任何场合都不被人背后讽刺怨骂。公民在日常生活的一般场合非议、嘲笑或怨骂包括政治人物在内的公众人物，那不过是民众劳累之余发泄情绪、自我放松的一种的方式，属于宪法言论自由的具体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