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是信息安全上的风险。我国目前尚不能自主进行计算机机芯的生产。计算机上的信息都处于可复制和被攻控状态，而且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对人的表达自由、隐私权等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人们在共享信息的同时，也在承受着信息所带来的风险。
以上这些危机，我们都可以叫做社会风险。此外，还有三类狭义的社会风险，一类来自于政治。对我国来讲，这取决于大家对社会腐败和社会公正容忍与接受的程度，如果超过了民众容忍和可接受的程度，政治安全和政治风险就会出现。还有一类狭义的社会风险，可称为“生存风险”，三鹿奶粉事件不仅仅影响到了河北，对所有中国人的心灵都产生了影响。南平事件使人们不得不反思人类最古老的需求，就是生命安全。第三类狭义上的社会风险，可以称为司法风险。倘若司法的公正性越来越低，不具备“可接受性”品格，司法的权威性越来越不被认可，那么司法风险问题就会产生。
风险社会中的法律
危机如何与法律制度发生关系？人类每遇到一次危机，总会伴有科技和制度的创新。要控制、克减风险，人类首先想到的是制度创新。以环境监管为例，目前中国的环境监管体制是以公权力控制为主，这个体制如果不改变，环境污染就难以遏制。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西方的环境观念在哲学上首先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表现在宗教上。同样还是圣经上的话，但现代的解读完全变了，人还是万灵之长，上帝让人到人间来不是让其统治其他万物的，而是来保护万物的。这就涉及到社会哲学的转变，从过去的人类中心主义，到现在的生态平衡主义，人类不再是中心，一切生态都是有生命的。德国最早在2002年制定了《动物权利保护法》，英国现在正在起草《植物尊严法》，动物是有权利的，植物也是有权利的，这就是社会哲学的一个转变。
第二个转变是人们的权利观。现在，人们所拥有的一切是来自于哪里？过去的回答是，一切皆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现在要完成一个转变：一切不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而是从子孙那里借来的。当你是继承人时，你同时也是权利人，你有权利破坏生态，现在你是借人东西的人，你就是债务人，即义务人，债务人的第一义务是保持被借物的完好，当子孙即权利人需要的时候要完好无损地交给他们。
第三个变化涉及制度，过去的公权力控制为主应当转向以私权利的保护为主。国家已提高了环保部门的权威地位。因为，在一个以公权力为主的环保体制下，污染的后果只能由民众承担，因之就出现癌症村、艾滋村，要消除环境风险，就要进行制度创新，而只有赋予公民以基本的环境权，用环境权来改革现行的以公权力控制为主的制度设计，环境保护才可能是有效的，生态风险才可降至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