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公共决策的范围将触及科学技术领域。全球金融危机后，公共权力的干预界限正被重划，商业和金融都会成为民主的对象。在过去，科学技术一直特立独行，理直气壮地游离于公民政治控制之外，社会只能消极承受技术的后果。今后，通过对科学技术进行政治控制，或许可以防止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无疑，这将对传统的公法和政治理论带来深刻影响。
中国进入风险社会
中国现在面临哪些风险？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所感受到的第一次风险，是从1997年开始的金融风险。这个风险爆发于新加坡，随后蔓延到整个亚洲，再后影响到整个世界。现在，我们正经受从华尔街开始的本世纪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欧洲现在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可能是新一轮风险的开始。从事金融业务的人，用别人的钱让自己发财，但他又不受他人和政府的控制，因为金融风险管理被认为是商业行为，世界发生这么大的危机，华尔街高管的工资还在增加。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法律对金融的控制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第二次感受到的危机是中国加入WTO以后的粮食危机。中国人餐桌上的所有食品都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获得，有人说中国已经不需要农民了。社会学学者称这种现象为“城乡断裂”。如果公共政策不关照这种断裂，中国的农民就不会再种粮食了，一旦不种粮食，粮食危机就会产生。2008年，美国用2800万吨玉米制造乙醇，世界粮食价格开始上涨，2009年美国为了获得更多的生物能源，又用9000万吨玉米制造乙醇，世界粮食价格再次上涨，如果照这个趋势涨下去，中国一旦因自然灾害出现大规模的粮食需求，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际粮食市场不由中国控制。
第三次危机是能源危机。中国能源主要是石炭能源，一类是煤炭，一类是石油。政府领导人在2000年曾说：中国对煤炭的需求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超过10亿吨，但是2003年就达到了20亿吨。有专家测算，按照那时的开采速度，中国的煤炭以现有的储量，至多还能再开采40年。煤炭用完之后，我们依赖什么来支撑发展？有人说依靠石油，而现在我们对石油的自产供给能力已经不足20%，并且中国的石油通道是单一的。如果出现石油方面的危机，我们的生活就会是一片黑暗，我们的交通也将陷入瘫痪。
第四次是环境危机。在此可以举四个例子，东南西北各一个。东北的黑土地用了1亿年的时间形成了1米的厚度。这三十年我们对它的疲劳使用，再加上农药、化肥等的侵害，黑土地正在变成黄土地，厚度减少了三十多公分。土壤专家称，要把黄土地再变成黑土地需要3亿年的时间。西北的青海湖，1964年的水深是28米，现在是14米，水深28米的时候可以进行潜艇水下实验，但现在已不具备这种能力，按照现在的水位下降速度，50年之后青海湖将变成一片沙漠。西南的滇池，宋代是500里，明代成了300里，现在已不足180里，因为围湖造田及整体污染，滇池的自净能力完全丧失。东南的珠三角一带，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比其他地方要高十几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