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风险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与科技有关。人类在不断追求自己的进步，而核心动力是科学与技术。例如，化学这门学科产生以后，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人类也受到化学之害，它带来的风险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种风险。如此以来，现代社会风险就出现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特征，即风险本身就反映了某种悖论，一方面科技使我们社会进步，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而另一方面，我们对科技所带来的副作用，几乎都无可奈何，我们依赖科技，却又不得不承受科技带来的巨大风险。“原子弹逻辑”是典型的科技悖论案例。承受原子武器之害的不是在战场上冲杀的军人，而是无辜的平民百姓，而其中，不分妇女和儿童。如同许多学者所言，现代科技使得战争获得了一种新形式，变成了一种整体性战争。这意味着，战争的结果不再是胜利和失败，而是存在与毁灭。
第四个区别是：人类为了防范风险、减少风险、分散风险和消除风险，创制了大量的法律制度，当人们依赖这些制度试图获得安全时却发现，有些制度是失灵的，无效的，由此，人类不得不面对由制度缺漏和被破坏而导致的另一类风险，即制度风险，金融风险是典型的制度失灵而出现的社会风险。
风险社会的来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境况，也势必改变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前工业时代，法律以身份等级为特点，它适应了各国隔离封闭的社会环境，此时，纠纷是地方性的，政治是地缘性的，文化是民族性的，法律制度也是地方性的。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法律差别是巨大的，甚至可以分为十几个法系。人类步入全球化时代以后，资本超越了国界，文化间的交流与冲突大大加深，陌生社会取代了熟人社会，平等观念取代了身份观念；个人主义兴起，团体观念衰落；理性时代来临，传统权威逐渐隐退。
因此，法律的发展方向也必然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全球治理”和“全球法治”观念日益兴盛。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法律治理，日益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风险的全球化”。超国家机构和组织，将越来越发挥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主权观念将趋于式微。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国际组织的发展、人道主义和普适人权观念的发展，都昭示了这一方向。现代法的个人主义精神，将为社会利益本位所取代；以对抗民族国家公共权力为己任的个人主义政治观念，将随着民主政治的普及、民族国家的改造、社会权力的兴起而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也体现在民事法律中，私法自治、契约自由、财产权神圣这三大原则已经开始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