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化的今天，商品交换中“人的法律因素”必然会从社会的大分化中解放出来，个人获得独立的人格，社会弥漫着强烈的权利诉求和基本人权的气息。随之而来，以利益为核心形成多元群体，多元群体又产生多元利益格局。一元化随即分崩离析，并为一个更有前途、更具有包容性的多元化所取代，人们的利益诉求及其实现必然开始融进信息公开、民主参与等公共政治生活的成分。此时，如果我们依然重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压倒民主”、“民众不具备参政的素质与能力”等老调，就显得“呕哑嘲哳难为听”。这不仅与法治社会的目标极不和谐，还终会侵蚀“执政为民”的政治根基：一种可能是，国家在与社会、市场的博弈过程中依然具有绝对的权威，整个国家蜕变为新型的官僚化国家；另一种可能是，政治表达和参与渠道缺失，制度运行不畅，强势垄断利益，弱势激进索权，由此导致社会生活杂乱无序，稳定局面难以再续，整个社会步入所谓的“高风险”时期。④{NIC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体不变会使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转自丁元竹：《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载《战略与管理》 2004年第4期}韦伯曾有睿智之言：“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⑤{参见甘阳：《走向“政治民族”》，《公法评论》2002年第1期}一些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经验似乎证明这并非完全是危言耸听。
在此背景下，群体性事件难以避免的升级与高发，正是民主制度不完善、沟通渠道不畅达、公权滥用、官僚主义的必然现象，也是公民维权无门、前景迷失、信仰沦丧、涅槃重生的无奈选择，以及社会公正与自然之法的一种自我修复机制。或许，这并不是最好的方式，而且这样的努力依然艰难，但无论如何还是需要人们在苦涩与沉重中为之思考和呐喊，毕竟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因为在每一代人面前都摆着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事实——不管努力的结果多么微不足道，力量多么微弱，他们都是一份力量。
三、另一种隐痛——路径选择的三重风险
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曾经说过，最可怕的莫过于无知而行动。当我们朝着法治国家迈进的时候，重要的不仅仅是将民主宪政的基本理念向整个社会渗透和播撒，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身体力行地努力去行动。这种行动也许充满感情，但不能是无理性的狂热。
而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其选择的行动逻辑图式是“运动”。在运动中，社会遭遇着人类苦难的严肃与恒常，并往往把那些体现社会转型的价值观念引向彼此的冲突。随之我们陷入了“一个无法克服的道德困境、正义的梦靥”，即“对某项正当性的维护总是陷入更深的不义，在难以忍受却不可避免的暴力运用中，命运对抗着命运”。①{William Arrowsmit h，The Criticism of Greek Tragedy ，in W.Corrigan，Tragedy：Vision and form ，San Francisco，Chan2dler Publishing ，1965，p .332}的确，运动间夹杂着的暴力无论带有多少客观的理由，都将因对法律的漠视、对公共秩序的损害而带有无法推脱的“原罪”。因此，观察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制度的反思是必不可少的，法律的缺失亦急需修补，空白的机制尤应建立，但对暴力的谴责同样应当坚决与鲜明。历史上不计其数的暴力重复、现实中多次上演的暴力演绎，从来“打”不出文明的进化、进步的足音。暴力不应当有任何特权，无论强势还是弱势群体，对暴力的任何同情都很容易陷入一种“暴力循环”的思维中，而暴力思维是无法给公众和社会带来长远利益的。因为它完全抛弃了法律本身的逻辑，是以人为的力量随意地篡改了它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底层群体的非正式反抗的对象可能不仅仅是施加生存压力的强势者，他们的生存压力和无法释放的不满可能会将整个社会作为宣泄对象，甚至指向无辜的普通民众或其他同类弱者。他们反抗的方式也不再是公开的反叛或运动，而很可能以所谓社会治安问题（各种形式的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反抗的发生是没有组织、无需动员、没有纲领、不用合作的。对于这种畸变的反抗逻辑和反抗方式，可能当前极端的恐怖主义活动差强可比。这种反抗可能形成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但却不可能有助于改善弱者的生存境遇，或使社会的制度安排变得更为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