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系列程序，案件到了最高法院，布拉西伯要求最高法院判决1913年税法违反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认为该法规定了对公民财产的征收，且没有补偿。理由是：宪法将税分成直接税和间接税，并为其制定了不同的规则——按各州人口比例分担直接税，其它的税服从于统一(Uniformity)原则。[17]直接税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规定的情形，只有在该种情形下，直接税可以不按照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布拉西伯的诉讼理由是这样展开的：首先将所得税定位于直接税，然后认定1913年税法中的所得税不符合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规定的情形，所以应服从征收直接税的一般规则，即按照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因1913年税法规定的所得税不按各州人口比例分担，因此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构成没有补偿的征收。1913年税法与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到底存在哪些差别呢？布拉西伯认为：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规定对“来自任何来源的收入”征税，没有任何除外，而1913年税法规定的所得税将收入在3000美圆（或夫妻收入4000美圆）以下的人排除在纳税人之外；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规定“对任何来源的收入征收所得税”，应理解为税率统一，而1913年税法规定的所得税没有规定统一税率，反而规定了累进所得税率；第十六修正案授予的征税权是一项新的权力，没有溯及力，而1913年税法规定的所得税有溯及力。
布拉西伯的观点建立在所得税是一种“特殊的直接税”这一理论基础上，所得税是直接税吗？首席法官怀特（全名为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Edward D. White）代表法院发表判决意见：1913年税法中的所得税条款合宪。最高法院首先对布拉西伯的观点归谬：“如果按照原告的理解（所得税是直接税），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宪法的一条颠覆另一条，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规定直接税可以不按人口分配，但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第三段却要求所有直接税应按人口分配，这就使规范之间产生冲突。而且，如果将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规定的征税理解为直接税，它还不受统一规范的约束。这样，第十六修正案规定的税既不受人口分配比例的约束，也不受统一规范的约束，这就意味着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税种。但宪法不可能自我冲突，第十六修正案的目的是明晰对议会征税权的限制，而不是对宪法体制做猛烈的、解构性的变革。……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的目的不是一般性授予国会一项新的征税权，该项权力早就在先前的宪法文本中存在，宪法不可能自我冲突。”[18]既然宪法不可能自我冲突，第十六修正案又规定所得税可以不按各州的人口比例分配，那就只能将所得税解释为间接税。法院对原告的观点归谬后，讨论了所得税的性质，“所得税不是针对财产的所有直接征收的税，而是针对财产的运用，是间接税。”[19]将所得税理解为间接税之后，就应遵守间接税的规则。那么，联邦累进所得税是否违反美国宪法规定的“统一”原则呢？法院接着解释，“统一原则应指地理意义上的统一，即税率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同样适用，而不是指每个人按照同样的比例缴纳所得税。”[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