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事件是中国近代以来激进主义运动终结的标志，自此以后，理性统治、渐进改革与法治取向才真正成为社会共识。

　　（3）正确理解责任：秉持本真的民族情感，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不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也对世界和人类负责。

　　（4）重提韦伯：1918年慕尼黑大学演讲，主要目的是回应战争责任问题（一战爆发后，已知天命-50岁-的韦伯立即参军，担任野战医院的纪律监察，因成绩突出被授予上尉军衔，后积极写作政论，继续为帝国战争服务；韦伯主张保卫帝国，反对将战争责任单方面推给德国，并在巴黎和会上竭力维护德国的国家利益）

　　√以学术为志业

　　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世界的理性化（去魅：科学战胜神学），对价值选择无能为力，也不可轻率批评或僭越。

　　学术是理性科学（工具科学）

　　学者的多重身份：学术研究者和教师（坚持价值中立，如实应用学术方法解析学术问题）；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表达的并非学术意见，而是独立个人对于政治的意见）；暂时的政治家（如作为政府专家或政党领袖，前者辅助决策，不负政治责任，可能作为技术官僚负行政责任；后者负政治责任）

　　“以学术为志业”显然意味着价值中立的理性化科学研究，悬隔“价值问题”（这是真正的政治问题）

　　√以政治为志业：“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政治家的行动伦理）

　　信念伦理：只按自身的道德意念行事，不考虑后果。（规范的生活/教义的生活--宗教和平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进行激烈的批评，认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韦伯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在政治上天真幼稚的“信念伦理”）

　　责任伦理：按照对可预见的后果负责的态度行事（韦伯认为这是真正的政治家伦理。从政，意味着与魔鬼缔约，冷静判断，依责任伦理行动，哪怕在某些信念看来是“恶行”并损及灵魂的救赎）。这是一种政治责任，对政治行动后果的理性意识，政治家不能纯凭个人内心的价值喜欢而行动；这也是一种决断伦理，导向一种实践的生活和理性行动的生活。在韦伯看来，“理性化”就是“正当化”，就构成了政治家行动的基本伦理准则，而学者对于这样的“理性化”负有研究和说明的责任，使得首先是自己，其次是政治家，对于相关事务达到“自我的清明”的理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