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三个子模式整合到一起抽象出来的中国模式，我称之为“鲲鹏模式”。（巩固：党中央厉行法治、制止腐败，避免台湾式的选举陷阱--潘维反民主，不理解真正的民主）
对潘维研究的基本评价
→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概括，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凸显了中国现代发展的“古典”渊源，具有较好的历史意识与文化自觉；
→对中国政治的现代性，尤其是对民主的发展经验相对忽视，是为一大缺憾；
→如何避免科耶夫告诫的“民族性”陷阱，使得中国模式的归纳与扩展具有较高的普适性，是后续深度研究的关键。
（4）西方眼里的中国形象
→古代：“四大文明”为代表的文明古国
→近代早期：“黄祸”（德国意识）
文明只限于“行政管理”（黑格尔，中国“在世界历史之外”）
→近现代：落后野蛮的非西方区域
→毛时代 ：红色中国 （“朝圣”（对毛个人）与“驱鬼”交织的心理，反映出西方意识形态的分裂）
→改革时代：“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最极端话语：G2）
→一个故事：2010年5月，治理指标框架（普适的国际化指标无法评测中国的发展经验--改为发展国别指标）
二、宪法学者如何谈论“大国崛起”和“国家软实力”？
1、宪法学者的“凯尔森情结”与“个人权利预设”
（1）凯尔森情结：一种静态规范主义的法治理想
（2）“个人权利预设”：一种没有传统和家园的解放哲学
（3）“情结”和“预设”的后果：历史错位与命题错位（为何自认为身处“世界潮流”的人却处于“中国潮流”之外？值得深思！）
（4）转型中国需要具有政治意识的宪法学者：秩序理想+政治成熟
2、何谓大国？何谓“软实力”？--一个宪法学的回答
四大秩序问题
精神秩序
政治秩序
法律秩序
经济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