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法律条款之间的逻辑关系角度上述行为也不能认定为“恶意透支” 型信用卡诈骗罪。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行为，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恶意透支”的行为，笔者认为两种行为方式是互不交叉包容的，逻辑上是全异关系。犯罪构成就是犯罪行为的类型化，正是因为行为的特殊性才将行为划分为不同的行为方式（类型）。刑法修正案（五）之所以将将“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行为新增为信用卡诈骗罪的行为方式之一，就是因为这种行为与先前规定的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使用伪造的信用卡四种行为方式不同，难以被以上四种行为方式所包括，具有其特殊性。既然上述行为符合“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行为方式就不能再认定其属于“恶意透支”的行为，否则将有悖于同一条款中两项间的逻辑关系。

　　笔者认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中的“虚假的身份证明”包括所在单位证明、收入证明等资信证明和担保证明。如果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本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等狭义身份证明，而提供虚假的所在单位证明、收入证明或担保证明，骗领了信用卡并使用，且数额较大的，应认定为“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型信用卡诈骗罪。

　　在笔者看来，没有无能的刑法，只有无能的刑法解释者，因此，与其怀疑成文法的正义性，不如怀疑自己解释成文刑法的能力而后解释方法与观念以及解释解释结论的正确性。上述一系列错误观点的根源就在于持上述观点的人作为解释者没有遵循刑法解释原理对信用卡诈骗罪中的“虚假的身份证明”做出合理的、实质的解释。笔者认为，将信用卡诈骗罪中的“虚假的身份证明”解释为除了包括虚假的居民身份证、军官证等身份证件，还包括虚假的单位证明、收入证明等资信证明和虚假的担保证明完全符合刑法解释原理，也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