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将这种行为认定为诈骗罪的观点忽略了该行为的特殊性。我们知道，信用卡诈骗罪的法条与规定普通诈骗罪的法条是特别发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刑法之所以将信用卡诈骗罪独立于普通诈骗罪之外与诈骗罪形成特别法条与一般法条的关系就是因为信用卡诈骗罪不仅侵害了财产权，更重要的是破坏了金融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且该罪的手段、对象等与普通诈骗罪相比具有特殊性。因此，能否将上述行为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而不再适用普通诈骗罪的法条，关键就在于这种行为在符合诈骗罪的基本构造的同时是不是还具有手段、对象等方面的特殊性，是否破坏了金融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笔者认为，上述行为完全符合这一诈骗罪的基本构造：行为人使用本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等狭义身份证明，而提供虚假的所在单位证明、收入证明或担保证明欺骗银行（欺骗行为）——银行误以为其具有办理信用卡的资格（对方陷入认识错误）——银行基于认识错误为其办理了信用卡且授予其透支权限——（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行为人使用信用卡进行透支（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人取得财产取得财物）——银行遭受财产损失。通过对这种行为基本构造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行为不仅符合诈骗罪的构造，同时，这种行为以骗领信用卡并进行使用作为行为手段；以银行的资金作为行为对象，其行为手段、行为对象等与普通诈骗罪相比明显具有特殊性，在客观上也确实破坏了金融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完全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其二，将这种行为认定为诈骗罪的观点会造成刑罚内部的不协调，从而有悖于刑法的正义性。例如，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身份证件等狭义身份证明和虚假的所在单位证明、收入证明等资信证明或担保证明骗领了信用卡并使用，数额达到5000元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而乙同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只是使用本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等狭义身份证明，提供虚假的所在单位证明、收入证明等资信证明或担保证明骗领了信用卡并使用，数额达到5000元却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构成诈骗罪。而事实上，就行为性质、行为对象、行为手段、社会危害性等方面而言，乙与甲的行为完全相似，甲乙二人的行为并没有实质差异。从实质上说，成文法是正义的文字表述。对于相同的事项应相同处理，对于不同的事项应不同处理是正义的基本要求[10]。如果按照第一种观点，将甲的行为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将乙的行为认定为诈骗罪就会导致相同的犯罪得不到相同的处理，破坏了刑法条文间的协调关系，显然是不正义的。

　　至于第三种观点，笔者也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