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说，发展“首都经济”的总体方向是：走高端产业发展之路，把现代服务业发展放在优先位置，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适度发展现代制造业，显著提升都市型现代农业水平。“首都经济”的发展重点主要有两个：一是现代服务业，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型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以及发展空间较大的旅游会展、现代物流等潜力产业；二是高新技术产业，重点是以软件、研发、信息服务业为主的高技术服务业，和以电子信息产业、生物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制造业。
“首都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科学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对北京提出了不同于一般城市的发展目标，大力发展经济不再是北京的优先战略，经济发展必须符合北京城市的性质定位，即符合北京作为我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基本要求。“首都经济”模式的确立，充分考虑到了首都城市的性质与功能特点，符合北京城市的发展趋势。“首都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效的财政政策支持，而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亦会带来不同的财政政策类型。北京的财政制度建设必须结合“首都经济”的特点，充分保障“首都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建立一般地方财政势必难以保障“首都经济”的大力发展，而“首都财政”则为北京确立全新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政策支持。一方面，政府要可以在继续保持投资比例适度增长的基础上，着重优化北京的投资结构，引导社会投资流向，增强经济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可以以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鼓励全社会投资向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符合首都发展要求的产业领域转移。
【作者简介】
焦海涛，安徽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注释】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地方财政分权与首都财税法制的完善”（项目编号：06AgFX002）。项目主持人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守文教授。
近几年来，北京市地方财政收入连续高速增长：2000年398.39亿，2001年507.68亿，2002年600.96亿，2003年665.94，2004年830.03亿，2005年1007.35亿，2006年1235.78亿，2007年1882.04亿，2008年2282.04亿。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网站。
参见《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公共财政发展规划》。
此外，近几年来，北京的城市化规模不断扩大，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其严峻，交通压力、环境保护、旧城改造等新兴问题的出现，已经给北京市的财政工作带来严峻挑战。而且，29届奥运会的筹办举行，也给北京增加了一笔巨大财政支持。奥运会结束后，在场馆运行维护等方面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奥运效应，其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将会如何，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问题也可能对北京市的财政收支产生重大影响。
例如，首钢搬迁实际上就是北京为了奥运“忍痛割爱”。事实上，为了更好地筹办与举行第29届奥运会，为奥运期间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北京已有大量企业外迁。
从结果看，中央对首都建设资金的投入有的年份多、有的年份少。不确定的财力投入，不仅不利于北京市合理安排资金使用方向与规模，也给北京市财政预算的编制和执行带来一定困难。
参见杨树相：《论首都财政与首都经济》，载《首都经济》1999年第1期。
建国之初，大力发展经济是每个城市的首要任务，鉴于北京经济面临诸多困境，经济工作成为北京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与此相适应，北京不仅被定位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国家也力图将其建设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北京市1953年提出了《改建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1954年修订），其基本精神是：首都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要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
税本是形成税收收入的经济基础。税本产生税源，税源产生税收。所以，在税源选择上必须要做到保护好税本。国家的税收只能征自税源，不能征自税本，并尽可能不使税收侵蚀税本。
“税收竞争”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财税制度本身就是财政资源在政府间分配的制度（国家财政分配）。一般认为，财政分权化是导致税收竞争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税收竞争也有利于财税制度完善。可参见刘蓉、黄长明、马韵：《财政分权化、税收竞争与财税体制规范》，载《财政研究》2008年第2期。但是，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则主要以吸引外资、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为导向，具有明显的无序性，而且不规范的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还会产生“恶性经济效应”。可参见刘晔、漆亮亮：《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探讨》，载《税务研究》2007年第5期。
相关论述可参见杨树相：《论首都财政与首都经济》，载《首都经济》1999年第1期。
赵毅、胡睿宪：《城市性质决定城市发展方向》，载《投资北京》2004年第10期。
把北京的城市职能定位于国家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对北京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但也由此产生了由于工业耗能、耗水量大，致使北京市的经济增长同北京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相匹配的严重问题。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缺能源的城市，长期地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已造成了北京市环境的严重污染。这使得北京不能再承担国家经济中心的职能，并且长期强调首都全国经济中心的职能，也造成了对北京政治、文化中心职能的挤压，进而限制了首都政治、文化中心职能作用的发挥。
戚本超、周达：《北京城市职能发展演变研究》，载《城市问题》2007年第6期。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指出：北京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服从和充分体现这一城市性质的要求；北京城乡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要服从和服务于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要求。
北方民族相继崛起，民族矛盾不断发展，甚至少数民族一再入主中原，而北京则是“天子守边”巩固江山的最佳地点，这是北京成为政治中心的最直接原因。而另一方面，漕运（京杭大运河）、海运（天津与江南）的出现，则使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具有了客观的物质基础。
《批复》指出，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服从和充分体现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城市性质的要求；工业建设的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应当依靠技术进步；今后北京不要再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不能再发展那些耗能多、用水多、运输量大、占地大、污染扰民的工业，而应首重发展高精尖的、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尤其要迅速发展食品加工工业、电子工业和适合首都特点的其他轻工业，以满足人民生活的旅游事业的需要。
1997年12月中共北京市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贾庆林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首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向新世纪”的报告，在通过的报告和作出的决定中，强调了实现跨世纪的宏伟蓝图，“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首都经济摆在首要地位”。1998年1月北京市召开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贾庆林在向大会作的政府报告中又提出了今后五年到十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把大力发展首都经济放在首位，全面加快首都城市的现代化建设；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首善之区”。
至于什么是“首都经济”，先后曾有多种不同表述，但在20世纪末，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所谓首都经济是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促进工业经济振兴，带动农业经济改造，促进高层次的第三产业（包括：教育文化产业、服务产业）发展的经济；是体现北京城市性质和功能的经济；是开发资源环保产业、保持生态平衡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立足北京，服务中央或全国，走向世界的经济（出口产业）；是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也是实行民主法制制度完备的经济。参见刘隆亨：《首都经济发展的法律问题研究》，载《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