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明确了北京城市的基本职能是国家的政治工作中心和文化中心，强调经济发展要适应和服从城市性质的要求，积极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例如，调整经济结构，根据资源情况重点发展能耗低、用水省、占地少、运输量少和不污染扰民的工业，对现有重工业进行技术改造，并改变工业过分集中于市区的状况。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并做了十条重要批复，再次强调了北京城市的国家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基本职能[14]。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继续强调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经济上，北京作为首都，要积极为全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同时要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例如，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被作为北京经济发展的重点，而重工业的发展规模受到严格控制。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

　　从上述北京城市功能的发展趋势看，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性质是逐渐被确定下来的。而从北京的地理特征来看，其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也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可以看出，各朝都城一般都位于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且多依托一条大运河或毗邻江河入海口。北京虽然具有近900年的古都史，却一直不是经济法最发达的地区，也与大江、大河、大海相距甚远，这一特征使得其承担的经济职能相对有限。北京都城地位的确立，实际上并非由于其经济实力突出，而主要在于其军事地位优越[15]。

　　城市性质确立以后，北京的发展方向就必须围绕这一性质，着重突出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地位，在经济发展上，就不宜求全求快，而要发展与北京城市性质和功能相适应的“首都经济”。在此基础上，北京市的财政制度建设，就必须服务于这一城市性质的发展趋势，在地方财政分权与财政收支结构上，都应体现北京的政治、文化与国际交往特色，而不应过分强调在首都城市与一般城市建立同一的财政制度。“首都财政”范畴的提出，正是考虑到了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在性质上的特殊性，尤其为了避免首都城市因财政压力而过分追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首都职能”退化的情况发生。

　　（三）“首都财政”有利于支持“首都经济”的大力发展

　　首都在一国地位举足轻重，首都经济的发展模式不用于一般地方。我国在北京发展战略确立上，曾经与其他城市一致，选择了一个重工业发展的道路。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端在日后暴露出来，逐渐影响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功能。此后，国家在对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上，提出北京的经济发展一定要符合对北京城市定位要求。经济中心的提法由此逐渐淡出。

　　发展“首都经济”思路的提出，早见于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16]。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首都经济”的概念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被提出[17]。此后，在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市人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北京市每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经常出现“首都经济”的概念。[18]

　　“首都经济”的内涵十分丰富，核心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北京未来发展要“坚持首都经济的发展战略，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走高端、高效、高辐射力的产业发展之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