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行政法总论研究而言，部门行政法研究需要耗费更多智力、体力和心神，需要利用公共管理、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等方面背景知识，需要利用来源更为芜杂、数量更加繁多的资料，并辅之以实证调研，以弄清某一特定行政领域的制度沿革、利益分布、法律关系、法律框架，以期能深入理解特定的行政领域，并能对行政法予以动态的研究，并探讨在行政法制度和原理约束下，如何建构一个好政策，如何更好地实现行政任务。这或许也是迄今为止，我国高质量部门行政法研究成果仍不多见的原因。
从看似艰辛的部门行政法研究中，也会收获到透过具体事物剖析本质、体察真知的快乐。需知“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而部门行政法研究绝非为了猎奇，而是要力图直面和回应转型中国现实中的真问题。这种研究进路使得研究对象更具限定性，展开的论述更为绵密，研究结论每每会具有更为普遍的学术意义。
在未来，中国的大多数行政法学者如都能形成自己的“独门暗器”，精通一个或相邻几个部门行政法领域，通过对个别具体行政领域中的案例、公共事件和法律制度的研究，将对转型时期中国行政法制建设和公共管理改革有所推动；同时，通过在部门行政法和行政法总论之间的流转往复，将推进行政法总论的改革，使得行政法原则、行政组织、行政程序、行政活动形式、行政程序及责任机制能因时而动，适应社会的现实需求，这将促使行政法学研究趋于本土化、专业化和精细化，从而给中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带来实实在在的增量。
【作者简介】
宋华琳，南开大学副教授。
【注释】 黄锦堂：《行政法的发生与发展》，载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近年来不多的例外，可参见朱维究：《中国行政法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第六编题为“分论”，其中包括“部门行政法概述”、“警察行政概述”、“社会保障概述”三章。
参见于安：《论我国社会行政法的构建》，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3期。
参见于安：《行政法的生命在于适应社会需求》，载《法制日报》2007年3月2日。
参见余凌云《部门行政法的发展与建构：以警察（行政）法学为个案的分析》，载《法学家》2006年第5期；杨建顺：《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4页。
参见平特纳著，朱林译：《德国普通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参见高秦伟：《反思行政法学的教义立场与方法论学说――阅读<德国公法史（1800－1914）：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之后》，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2期。
参见赖恒盈：《行政法律关系论之研究》，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50页。
参见陈爱娥：《行政行为形式—行政任务—行政调控》，载《月旦法学》2005年第5期。
参见Eberhard Schmidt-Abmann著，林明锵等译：《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6-7页。
参见周汉华：《行政立法与当代行政法——中国行政法发展方向论略》，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3期。
参见宋华琳、邵蓉：《部门行政法研究初探》，载《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参见宋华琳：《风险规制中的专家咨询——以药品审评为例证》，载姜明安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2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参见何海波：《中国行政法学的外国法渊源》，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6期。
参见宋华琳：《政府规制改革的成因与动力——以晚近中国药品安全规制为中心的观察》，载《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宋华琳：《探求药监的变革之道》，载《中国处方药》2008年第3期。
参见王晓冬：《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药品质量公告》，载《中国医药报》2009年8月11日。
转引自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参见Eberhard Schmidt-Abmann著，林明锵等译：《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64页。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令第28号，2007年7月10日公布，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食药监注17号，2009年1月7日公布并施行。
《吴仪在全国加强食品药品整治监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http://www.gov.cn/wszb/zhibo9/content_521888.htm（2009年12月7日11时18分最后访问）
参见宋华琳：《论营业自由及其限制——以药店限制距离事件为楔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参见Eberhard Schmidt-Abmann著，林明锵等译：《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2-13页。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29号令，2007年12月10日公布并施行。
参见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页。
参见宋华琳：《探求药监的变革之道》，载《中国处方药》2008年第3期。
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11月10日，国办发123号文。
参见周汉华：《地方政府负总责制度分析及其改革建议》，载吴敬琏主编：《比较》总第41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参见李洪雷：《依法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载《法制日报》2007年11月11日。
参见陈爱娥：《行政行为形式—行政任务—行政调控》，载《月旦法学》2005年第5期。
参见宋华琳：《中国药品标准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载《中国处方药》2008年第7期。
参见叶平：《行政公告研究》，载《法学》2005年第3期；王周户、李大勇：《公告违法行为之合理定位》，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5期。
参见王青斌：《责令召回的法律解析——行政法视角的思考》，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参见宋华琳：《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研究》，课题报告，2009年10月31日修订后提交。
参见宋华琳：《药品不良反应与政府监管制度改革——从安徽欣弗事件引发的思考》，载《法学》200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