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事”的因素。对于“事”而言，在王健博士的书中，有两个相互关联的“事”，即法律学院及其学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述三种人在做这些事时，出现的鼎足而已的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它们相互竞争与促进，对于完善中国法律教育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或许值得当下中国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对一些有名的私人法律高校做进一步分析。其实，这一领域其实已经有人开始了，比如说对东吴法学院的研究[21]，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第三，法律教育思想的流动史。其实，王健博士对前两方面的分析也是一种史学梳理，但是在我看来，在这里才真正体现出人与事的交汇，产生出思想的激烈流动。无论是从以李鸿章为首的官员，还是教育家（比如说蔡元培），还是后来的法学家、法律教育家，他们的思想流动其实是对法学教育本身以及中国是否需要的认识深入的结果，其实更是他们“斗争”的结果，只不过这种斗争更多表现为一种思想的斗争，正如一位美国的思想史学家所言，“思想史是思想的战场，而不是亡灵的画廊[22]”。

　　在笔者看来，王健博士在这里所描绘的画面，除了思想的流动或斗争之外，还有其他的启示。比如说，在我看来，法律教育也是一种制度移植，它是否可以到中国立足，如何运行以及效果如何，都涉及到了一种制度移植问题。在我看来，根据上述人物在思想上的斗争，我们可以思考，在中国移植西方法律制度时，是否首先必须考虑：任何西方的制度都要经过中国原生态制度的检验，能否去除中国原来制度之弊，展现那些移植而来的法律制度优点；是否出现中国制度之弊与西方制度之弊的恶劣组合的情况，如此等等的问题！

　　总而言之，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说王健博士的《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是中国法学教育领域的重要的、经典的著作，只要对中国法学教育进行深入研究，他对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梳理与分析、主张都值得我们借鉴与进一步发挥。

　　当然，上述分析，仅仅是书评性质的简单论述；其实，笔者在这里还获得了一些其他认识。比如说，从研究方法上看，如何从事中国的法学教育研究，该书的方法与材料也给我了很多启示；由于篇幅的原因，不再赘述，不过，笔者会另起一篇专文来论述这一问题，希望能够对该书作进一步研究。

　　原文删减本载于《法学教育研究》第二卷（王瀚主编），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75-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