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大学、南洋公学、湖南时务学堂等新式高校成立之后，法律终于作为一门专业在大学正式落地了，北洋大学成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律教育的机构；这时的法学课程虽然还是以公法为主[11]，但是正如王健博士所说，“……就是后来的法律系的雏形，已与同文馆中设立的‘万国公法’一课完全不同了[12]”。在晚清新政中，以伍廷芳为首的在西方留学归来的法律人，开始对中国的法学教育展示了他们的作用，他们在变法中极力主张专设法律学堂，随着袁世凯在北京设立直隶法政学堂之后，全国各地的法政学堂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了，虽然正式的法学本科专业是京师大学堂在1910年左右才出现[13]。

　　中国的近代法学教育自此在中国开花、结果。然而必须注意，法律学校的成立只是法学教育的第一步；当然对于中国而言，好像法律人才的他人培养成为了第一步，这在前面已述。对于一个新式的、刚刚移植到中国的法律教育而言，如何进行法律教育是更为重要的事情！这是王健博士在第四章论述的内容。在第四章中，在他的叙述中，大致可以这么概括，即：在法律仅仅作为外交急用时，法律仅仅作为一门课程，即国际公法作为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学习的一门课程，是无所谓学制的。在中国新式学堂深入发展时，对法律的需求已经超越前述的外交领域时，就进入到了一个广泛的、系统的法律教育阶段。在这时，在一个法律学校，对老师的要求，对学生的要求，必须学习哪些课程，等等，都成为了学制的重要内容。

　　具体说来：在大清帝国时，法律教育在整个教育体制下，属于高等教育，而且由国家垄断法律教育，私人不得传授法律，同时也规定了若干课程；但是，这种学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14]。

　　不过，在笔者看来，没有贯彻到底就只有法律教育由谁主办，其他属于细节之事，因为在这时，由于外国人的参与、以及大清帝国本身的没落，它无法形成法学教育的垄断，外国教会主导的法学教育、私立法律学校与公立法律学校三足鼎立。不过，大清帝国很快就灭亡了，这种趋势还不明显。

　　民国以兴，法学教育也是迅猛发展，表现为[15]：国家对法学教育的管理也日渐规范，无论是法学作为一门学科时的课程设置而言，还是对教师的设置（比如说，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与助教四级），抑或是对法律学校的层次设置（比如说专科、本科、独立学校，还是放在其他学校其中，或者公立或者私立等）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完善程度，使得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与教会学校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成。他们相互竞争、学习，使得当时的法学教育大放异彩；当然在国民政府后来，一些私立法学高校还是受到了政府的制约与管制，但并未破坏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