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法学教育的研究中，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王健博士的《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①]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仍然应该算一本经典著作，还不要说在1999年左右的时刻。做出这一判断，不是想吹捧作者或者该书，而是居于以下的理由：

　　首先，该作者做了一件很多人都不愿意做的一件事，而且至今，也会在以后惠及学人的一件事，即对近代以来的关于法律教育的各种史料进行整理，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做了一个基本的梳理。这使得以后只要对中国法学教育想要真正深入研究的学者而言，这是一本绕不开的法学著作。其次，在该书中，闪烁着若干，在笔者看来，在今天仍然有启发意义的法学思想，值得我们再分析，以反思中国当下的法学教育——这也是笔者写作此书评的原因之一。

　　关于前者，书中已经叙述非常详细，请读者自己阅读。笔者在这里想讨论的是后者，即分析其中渗透的若干法学思想。不过，笔者还不想就事论事，仅仅成为评论该书的内容，更愿意从该书的结构体系去分析，甚至“打乱”其中的体系，重组其中的一些人、事与时间的关系以观察其中蕴含的制度理念、思维方式，甚至更为深层次的法律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法学教育中的“人”

　　在传统中国，法律并不占主导地位，重要的是中国儒家学说下的与礼相关的各种制度。法只是治理者的一种工具，可以用，更可以规避，不仅仅是皇帝如是，比如说可以用法惩治贪官或者社会犯罪（这应该是每个国家、每个社会的法律都用的这种功能），但在中国还有一个功能，皇帝不仅仅自己成为法外之人[②]，还让一些他喜欢或者倚重的大臣在法之外，比如说，汉朝的萧何，为了让刘邦对自己放心，故意贪污，但刘邦不但不治理，还很高兴，终于可以放心了[③]——萧何对其没有任何威胁了。而且作为帝国官吏、子民，他们也如是，在涉及他人的场合，总是希望法律惩罚犯罪，一旦涉及自己总是需求法律之外的帮助以规避法律。因此，在传统中国，法律教育是不可能受到治理者的重视；但是，在帝国现实生活中，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法律，仍然得到充分的运用，不过那不是官员的事业，更多是刑名幕友的事情，他们将之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虽然以学徒方式相传，不形成一种共同体上的职业，也对传统帝国的发展造成正面的促进作用，甚至更多表现出负面作用，对传统帝国秩序起着加速灭亡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