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疑狱奏谳制度

　　唐代的死刑案件奏报制度很严密，死刑案件审结后，须经刑部复核、中书门下详议，并报皇帝批准，其判决才生效。执行前还须向皇帝三复奏，京城地区则须五复奏。宋代死刑奏报制度较唐为简，对死刑案件，经路监司、帅司复核，即可生效。死刑的执行，在京师地区只须一覆奏，其他地区则经监司、帅司核准，即可执行。仁宗时，刑部侍郎燕肃曾主张在全国范围恢复死刑覆奏制度，如其奏章中指出：“唐大辟罪，令尚书、九卿谳之。凡决死刑，京师五覆奏，诸州三覆奏。贞观四年，断死罪三十九，开元二十五年，财五十八。今天下生齿未加于唐，而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视唐几至百倍。京师大辟虽一覆奏，而州郡狱疑上请，法寺多所举驳，率得不应奏之罪，往往增饰事状，移情就法，失朝廷钦恤之意。”燕肃因此建议：“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覆奏。”朝廷下其章中书，宰相王曾坚决反对，认为：“天下皆一覆奏，则必死之人，徒充满狴犴而久不得决。诸狱疑若情可矜者，听上请。”事遂寝。[19]

　　宋代实行的是疑狱奏谳制度。所谓疑狱，主要指存在“刑名疑虑、情理可悯、尸不经验、杀人无证”等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有困难的案件，对疑难案件“皆许奏裁”。宋代因死罪案件特多，地方官多将棘手案件上交以推避责任而增加皇帝的负担，及奏裁程序历时太长，造成刑狱淹滞等，故宋朝政府对疑狱奏谳实行严格限制。首先，在程序上，宋律规定，在奏裁前，必须经路级监司核查，须奏者乃奏。如太宗至道二年诏：“帝闻诸州所断大辟，情可疑者，惧为有司所驳，不敢上其狱。乃诏死事有可疑者，具狱申转运司，择部内详练格律者令决之，须奏者乃奏。”[20]其次，对非确系疑难案件而提起奏谳，对有关官员要科以“不应奏而奏”之罪。太宗雍熙元年八月诏：“凡上疑狱，详覆之而无疑状，官吏并同违制之坐。”[21]只有仁宗时放得较宽。天圣四年诏：“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虑者，具案以闻。有司毋得举驳。”[22]

　　疑狱奏谳制度虽不如唐代的死刑复核复奏制度严密，但在慎刑上仍有重大积极意义。

　　（6）皇权监督司法

　　中央采取组织措施，层层设立司法及监督机构。“淳化初，始置诸路提点刑狱司，凡管内州府，十日一报囚帐。有疑狱未决，即驰传往视之。”[23]皇权是封建政权的集中体现，时最高的专制权力。宋朝一切政务活动，都是在皇帝名义下进行的。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不但亲自审决重大案件和发动诏狱，并且对全国的司法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皇帝的司法监督作用，不同于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的法制监察。御史台、诸路提点刑狱司等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和审核各路刑狱案件，主要是对审判的合法性和司法官的活动实行监察，必要时向皇帝报告。而皇帝则直接控制和掌握全国的司法审判。除了上述提到的录囚制度外，皇帝还通过裁决疑狱和增设机构来监督司法。

　　全国的疑难案件，交两制与宰执及台谏杂议，最后由皇帝参考各方意见裁定。如端拱初年，广安军民安崇绪诉继母冯氏一案，经台省杂议，判大理寺与右仆射官员意见相左。太宗诏从一派意见，另一派则被罚俸一月。《刑法三》中提到，熙宁年间，登州阿云谋杀未婚夫之狱，王安石、司马光及刑部、大理寺、审刑院、台谏官员集议数次，反复论难，长达数年，最后也以神宗裁定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