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朝廷屡兴诏狱北宋后期，诏狱成为权臣打击敌对派的工具。“诏狱之兴，始由柄国之臣藉此以威缙绅，逞其私憾，朋党之祸遂起，流毒不已。”[9]南渡之后，高宗“治王时雍等卖国之罪”，[10]将多人下御史台狱，数人流放沙门岛等地。此外，高宗还诏杀民族英雄岳飞父子等人，与秦桧等人炮制了一起历史上的特大冤案。从此以后，秦桧“权愈炽，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其后所谓诏狱，纷纷类此”。[11]可见，诏狱完全体现了皇帝的意志，是皇帝司法权膨胀重要的表现之一。

　　（3）录囚制度皇帝制度化的虑囚和经常化的亲决狱讼活动，表明皇帝是最高司法审判官。北宋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南宋的高宗、孝宗、理宗等八朝皇帝躬自折狱虑囚几成制度，史不绝书。如太祖“帝每亲录囚徒，专事钦恤”。[12]太宗“常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每能烛见隐微”。[13]雍熙二年十月，“亲录京城系囚，遂至日旰。近臣或谏劳苦过甚”，太宗却回答道：“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能上达矣。”此后，无论“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辄亲录系囚，多所原减”。[14]高宗“每临轩虑囚，未尝有送下者”，并说：“吾恐有司观望，锻炼以为重轻也。”[15]孝宗“究心庶狱，每岁临轩虑囚，率先数日令有司进款案披阅，然后决遣”。[16]理宗“起自民间，具知刑狱之弊。初即位，即诏天下恤刑，又亲制《审刑铭》以警有位。每岁大暑，必临轩虑囚。自谋杀、故杀、斗杀已杀人者，伪造符印、会子，放火，官员犯入己赃，将校军人犯枉法外，自余死罪，情轻者降从流，流降从徒，徒从杖，杖已下释之。大寒虑囚，及祈晴祈雪及灾祥，亦如之。有一岁凡数疏决者。”[17]

　　对于重大案件，赵匡胤及其子孙们经常撇开司法官员和法定程序亲自裁决，其判决结果充分体现个人意志。如乾德年间伐蜀时，有军大校割民妻乳，将其残忍地杀死。太祖召至京师，列数其罪，并不顾近臣劝阻，将该大校斩首，以申严军纪。《刑法二》中提到，开宝四年，太子洗马王元吉一个月内受赃七十余万贯，太祖以岭表初平，欲惩贪吏，特诏齐市。陕州民范义超杀害邻居常古真一家十二人，因案发在后周显德年间，引敕当原减，太祖以为无赦论之理，命正其罪。太平兴国六年，归德节度推官李承信买葱，将卖葱人鞭打致死，太宗特命处死。咸平年间，三司军将赵永昌诬陷他人，真宗“察其诈”，于便殿亲自审讯，“永昌屈伏，遂斩之”。天圣九年，陇安县平民被诬为劫盗，一人被掠死，四人屈打成招，仁宗亲决，特贬知州孙济，其他官员皆流岭南。单州民刘玉之父被王德殴死，王德会赦免死，后刘玉杀死王德以报杀父之仇，仁宗嘉义之，仅对刘玉决杖编管。宣州民叶元，因同居兄乱其妻，而将其兄及兄子杀死，并强迫其父与嫂为约不告官，神宗亲决此狱，以殴兄致死律将叶元处死。其他皇帝亲决大狱甚至修订法条的事例也不胜枚举。

　　（4）赦宥罪犯

　　恩宥之制是皇帝的司法特权。宋朝有“大赦”，释杂犯死罪以下，甚至常赦所不原罪也在赦宥之内；有“曲赦”，是“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的赦宥；有“德音”，是“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此外，皇帝每年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如及于诸路，则命监司录囚。《刑法三》中提到，如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二十六次，曲赦十四次，德音三十七次。南渡后，光宗绍熙五年内就达四赦，故史称“刑政紊而恩益滥矣”。[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