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律师介入和地方媒体关注，驻马店精神病院感受到了压力，随即通知大刘镇政府把人领走。2009年12月7日，东王村村支书徐铁钢和几个大刘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来到驻马店精神病医院，将徐林东接走，送进了漯河市精神病院。

　　得知二哥被转移到漯河市精神病院以来，他的弟弟徐桂林没有放弃救他出院的念头。2010年4月22日上午，徐林东找到该院副院长丁红运，面对徐桂林想接哥哥出院的请求，丁红运说：“你家属没这个权力把他接走，他是通过乡政府送来的，你跟乡政府协商，只有乡政府才有这个权力。”

　　这是2010年4月26日《文摘周刊》转发的《中国青年报》采写的报道《替残疾邻居抱不平，上访反映乡政府问题，农民被关进精神病院6年半》一文所讲述的故事。读了这个故事，我产生了以下几个问题：

　　1、在中国的精神病医院里关着多少象徐林东这样的“患者”？

　　2、这些患者的“住院费”由谁买单？

　　3、这些精神病院在一些地方政府截访、欺压百姓的恶行中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4、徐林东出院后又该怎么办？

　　在这四个问题中，我最关心的是最后一个问题。

　　可以想见，在媒体曝光后，徐林东很快就可以“出院”了，但谁为徐林东被非法拘禁六年半承担责任呢？徐林东能否为自己的被非法拘禁六年半讨个说法儿？我以为，根据我国目前这种司法状况，徐林东是很难讨到公正的说法儿的。在这种情况下，徐林东如果也象杨佳那样“不愿意背负着委屈过一罪子”，他又该向谁“讨还血债”呢？

　　当然，这一切应取决于当地政府的态度，如果当地政府是一个很明智的政府，那就指令法院严格依法办事，对徐林东所反映的问题及提出的赔偿之诉作出公正的处理和判决；如果当地政府是一个不明智的政府，那就继续对徐林东打击、迫害，让他看不到一丝希望。徐林东要么彻底跨下去，终于明白“民不与官斗”的道理，自觉自愿地当个狗熊，苟延残喘地了此残生。这是中国绝大多数蒙冤访民最终的归宿；要么，依照“冤有头，债有主”的古训，去找那些肆意迫害他的人“说话”；要么，因为迫害他的人太强势，他反而去找比自己更弱势的人群大开杀戒，从而达到报复社会目的，成为被人们所不齿的狗熊中的狗熊。

　　面对被彻底政治化的法律，他还有别的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