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表达权是一项宪法性的权利，是现代民主的基本要素。网络民愤、民怨言论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化言论，情绪化的言论是基于现实状况的一种强烈的感情抒发，它虽然不必然代表理性，但具有内在的理性因素。“任何对情绪化反应的提及，都可以激起对煽动行为的担忧，但是情感本身应有其合理性，因为它常常源于信仰，比如，愤怒可能源于一个人遭受不公正待遇或者被冤枉的此类事情的信念。情感可以是道德判断的线索，从这一角度看，排除情绪化反应的任何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讨论规则都可能抑制/阻碍了阐述观点的特定方式，而且不可能保证观点的陈述力”。[25]公民对政府的情绪化言论往往是对政府工作的一种批评与建议，它通常源于客观现实，具有一定理性因子。在现实社会中，由民怨、民愤的监督力量引出的大案不少，例如周正毅案即导引于民愤·。
现代民主政府的目的指向和平、安全与福利，其决策或行动的正当性基础即是公共意见，而公共意见的获取必须建立在认真听取任何一种意见基础之上。网络中的民愤言论即使具有非理性的因素，但是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意见，它是一种对政府及其成员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这种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无论其内容对错，政府不能剥夺这种意见的表达权，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26]政府存在的目的决定其必须对网络民愤言论保有宽容的态度，即使民之所愤有所不当，政府也应采取疏导的政策，而不应对其进行压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27]在任何社会，疏缓民愤民怨的渠道是必不可少的。一味压制民众的言论自由，可能会在表面上形成了平静局面，然而“公共意见是决不会屈服于强制力的”，[28]民众转而将怨忿憋于心中，但久了终是会憋出毛病的，到一定的时候，就要形成猛烈的“井喷”。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29]
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深入人心时，作为国家的主人的牢骚言论只要不损害公共秩序，就不应得到法律和社会的否定性评价。赞歌好听，牢骚逆耳。一个具有民主肚量的政府，不应该只允许人民对其赞美，而不允许其人民发表任何反对意见或怨言。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进步的推动者不是那么只会唱赞歌的顺民，而恰恰是敢于发脾气的民众。顺民具有很强的奴性，他们所要做的是听从安排而不敢有所异议，这实际是对人类整体智慧的扼杀，对主权在民理念的否定。那些对现实失望的民众，虽然他们的言论具有非理性因素，但他们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亦是现实之映射，在一定的价值预设下，透过这些现象表面可以提纯出某些理性的成份，这恰是现代民主进程所需之现象因素。
三、民主政治下的网络表达的当下治理
绝对自由的人是疯子，绝对的民主是混乱。自由的舌头是现代民主的基本前提，然而舌头往往成为扼杀民主的工具。·当个体或某一团体的言论绝对化时，这种在言论主体眼中的所谓民主对于他人就意味着专政。进入网络社会后，民主政治获致发展之新契机，然而网络中的羊群心理催生、助长了网络暴力，使民主背离其原旨。透过网络暴力，不难发现人人平等的原则已被践踏，人与人之间建构在平等基础之上的道德义务和民主面相已荡然无存。因此，当下必须加强网络的道德自制和网络法治建设，以确保网络表达的民主价值和伦理意蕴。
（一）网络表达的内在限定性：网民自律
自由不是从来就有的，自律是享有自由的前提。在网络空间中，唯有伦理与道德倍受重视之时，网络表达的民主价值才能实现。“民主制下的公民必须不仅要积极地、非独断地参与对权威的批判，而且要通过慎议追求相互理解而不是通过讨价还价或威胁的排他地追求个人利益。如果没有公民具备这些品德，自由主义就不能实现它的正义承诺，就的确可能会受制于非民主的和非自由主义的力量”。 [30]重塑网络表达的伦理性与道德性关键在于自律。人是社会中之人，必须服膺于共同的行为准则，由这种行为准则衍生的义务首先是道德上的，然后才是法律上的。人们对一种社会义务的违反通常先是内心上的，然后表于外在行为。外在的行为可以通过法律来约束，而内在心理则主要依靠个人自律。民主的原生力恰是民众的自觉意识，法律强制只是民众自觉意识的外在催化。民众之间的相互尊重，是实施民主政治的环境和必要风气，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稳定来说，它是极为重要的。网民自律意味着网民之间存有一种民主制下的道德底线和人文主义的必要容忍，并且通过提供一种信任气氛和大众容忍的持久基础而使民主得以稳定。因此，网络表达所衍生的新型民主的发展关键在于倡导网民的个人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