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个体平等的网络表达和有效倾听的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公民意识得到了培育和锻造。人们开始拥有一种成员归属感，对“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活动主体产生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逐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对国家命运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终极关怀，形成了一种缺失已久的公民意识。在现代社会，公民意识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石和本质内容。网络表达的个体平等性所催生的公民意识为民主制度的巩固提供了深层的精神与心理支撑，民主制度建构在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上，前景更为光明。
（二）网络表达拓展了民主广度
1、民主的数量维度
民主广度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参与民主过程的主体数量。“民主的广度是数量问题，决定于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中实际或可能参与决策的比率。用数字来衡量一种社会体制虽然不够精确，但在进行比较时，还是不失为一种有用的尺度。我们完全可以说，如其他情况相同，百分之九十的公民参加投票的选举所取得的结果比百分之六十的公民参加投票的选举要更为民主”。[7]“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广泛的政治参与是民主的本质要求，是现代政治系统良性运作的必要条件。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也是政治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8]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民主的养分来源，民主政治在公民的参与中获取持久的动力，从而有序运转起来。在民主社会中，公民的有效参与和持续热烈的讨论是决策民主性和合理性的实质保障，民主的价值在公民的政治参与中得以真正实现。可以说，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无所谓民主政治。
在东亚的传统社会中，大多数社会成员并非决策的参与者，对于民主没有太多的认同感。在东亚，“民主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强调国家的养民与教民的作用，并以此作为公民行为的准则，而不是作为个人权利的保护者。对和谐和合作的强调优先于分歧与竞争。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结构的尊重被看作是核心的价值”。[9]由于受传统集权文化影响，今日东亚的许多地区实行的是 “代议（表）制”的间接民主或行政集权民主制度。间接民主和行政集权民主，共同之处在于，决策参与者为社会全体之少数，实行的是“精英统治”，而大多数民众处于看客地位j。“看客民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民主真义相悖的，因为“看客民主”本身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前提，即民众的广泛参与，社会成员若缺乏民主的实践和锻炼，其民主精神就得不到有效的培育，民主心理亦难以形成，民主政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民主机制的运行需要有一定的承载空间，公共空间的存在是扩大决策参与的必要条件。托克维尔认为，“民主政府的优点之一在于使政治权利的观念普及到了每个公民”。[10]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基础是社会自治，通过自治可以实现国家由权力私有型向社会公有型的转变。“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11]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机构运行的基础。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政治权利全民化始终停留于理论层面。社会规模的宏大性和社会成员的众多性带来的高昂民主成本，使许多国家对全民化的民主政治望而却步。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亦看到了民主的成本因素，认为，“一般说来，民主政府就适宜于小国，贵族政府就适宜于中等国家，而君王政府则适宜于大国”。[12]大国、中等国家与小国相比，缺乏适合民主制度生存的公共空间，在此种情形下，倡导和推行直接民主所需要的高昂成本会使民主制度丧失其存在的内在根据。民主的生命力往往取决于良性互动的公共空间。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由于公共空间的缺失，民主制度的发展长期停留细枝末节的修补阶段，而未有大的变革。k
2、网络空间和多元化的网络表达方式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
公共空间是介于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领域，它是通向民主政治的必经之地。公共空间从早期的广场、剧院、音乐厅、茶馆、会场转到了网络论坛，网络技术的发展营造了政府和公众共同需要的、便捷、低成本、高效率的公共空间。这种新生成的公共空间打破了原有公共空间的组织界限和运作模式，给人们提供的一个便捷的自由表达意见的平台，开辟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新路径，人们由公共决策的看客转变为实际的参与者。这种新的民主操练空间使人们意识自已对公共事务“居然”也有发言权，体认到一种成员归属，衍生出一种成员民主，抑或权利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