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目前污染防控管理体制不顺，一个污染企业，涉及几家部门管理，彼此之间要经常通气，理顺权责，在这方面，最好能够建立常规性的协调机制和纠纷处理机制。
第三，对于污染解决而言，最好就是提前规划，防患未然，一家污染企业建立起来，到被关闭，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可能几十年都难以弥补。另外，关闭一家企业，如果企业规模很大、吸纳劳动力很多的话，善后事宜也比较麻烦。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前规划，从源头上杜绝污染。这方面的举措，包括搞好产业规划，杜绝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进入；规定严格的排污标准；搞好区域环境承载容量测评，严格在容量限度内审批、控制企业排污总规模等等。
第四，在污染防治的内容上，必须狠抓落实，绝不能放松的是主要污染物。《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确定的实施排放总量控制的两项污染物，即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SO2）的排放量。在此方面，中央政府抓的很紧，并建立了日常督查和定期核查两项检查制度，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如何将这种带有政治任务性质的目标法律化、制度化，保证其长期存在，不至于因领导人想法或经济形势的波动而变动不居，是当前污染防治法修改的重要任务。
（二）加强经济法律的“绿色化”，大力推进“三型”社会构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同样也不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必须是生产发展、经济赋予、人民富足的，这既是生态文明作为对传统文明之“超越” 而非“倒退”的表现，也是人类发展文明之意义所在。即使抛开发展的最终目的之类的宏观思考，从纯粹保证防污、治污效果的角度考虑，环境法也不能只管污染，不管经济。对污染破坏者进行惩罚只是最基本的环保要求，远远不能满足生态文明的要求。因为环境资源问题，是一个很复杂、很隐蔽、很宏观的问题。除了少数明显的排污、滥砍滥伐行为，多数环境资源行为都具有原因行为的正当性，即表面上是正当的、正常的经济活动，但实际上却对环境具有不利影响；而且这种不利影响不是哪一家、甚至哪一个地区的原因，而是许许多多不同行为共同合力的结果。比如，有几家企业分别排放的污水单独来看并没有毒，但在水道混合后产生剧毒；或者大家都达标排污，但总量很大，合在一起还是严重污染。而且，生态文明同样也要经济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绝不能不要发展。如何把环保与发展结合起来，使得保证环境质量的同时不影响甚至反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才是真正生态文明的经济要求。[3]
因此，生态文明社会要求的环境保护，绝不能停留于、满足于过去污染治理的模式，而必须未雨绸缪、提前规划，从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上下功夫。更确切的说就是要建设经济循环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生态经济，从源头上把关、总量上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