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理性”和“科学”意识主导下，人类认识到了自己的能力，更认识到了自己的主体意识[4]。人应该控制自己，而不为他人所控制。人生而自由，在不干涉他人的权利的范围内自由、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物，不受他人干涉和免于强制。这种意识、思想的主导下，人类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最好的方式，或者说唯一的方式，便是民主，自己把握自己，自己投票决定自己的事物。真正的民主也意味着人人平等地享有管理自我，处理他人事务的权利。于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尽自己本能地攫取利益，而忽视整体性的提醒和利益的声音和思想得到了忽视甚至掩盖。
　　
　　三、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主导思想和内在意识，尤其是近代以来，基本上是以以上三种意识为内在发源力。人类不恰当的生产、生活活动，对于自然过渡的索求，对于环境问题的轻视，以及即使意识到环境的问题的严重性，也存在着“搭便车”、努力诉求环境问题“内部成本外部化”而不是加以治理的现状，其根子就在于人类的内在思想意识和做出决策、进行活动时的内在意识的支配。这种意识可能是有意识的加以审慎考虑、抉择的结果，也有可能上无意识，是一种生活习惯、日常观念或者认为“理所当然”的无意识支配的结果。
　　
　　哈贝马斯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时，提出了“系统控制侵入生活世界”的观点。固然，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及其丰富的物质、精神文化成果是系统化生产带来的结果和给人类的巨大利益，但也导致了精神文化生产单一化、模式化，而缺乏创新力。在哈贝马斯言中，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意义”是一种稀缺资源。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生活世界，应该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和运作模式，不可相互渗杂，否则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将会受到压制。这种分析视角对我们分析环境问题的内在意识成因的时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5]笔者在第二部分对“理性”、“实用”、“科学”、“民主”等意识逐一解读、分析时，也努力比照系统控制在其中的影子。这种影子，应当说，是相当浓厚的，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以来。但回归到本文第一部分。这种意识并不当然为近代社会所独有。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也存在这种控制意识。只不过是程度深浅和多寡的问题。
　　
　　以上便是笔者视野下环境问题的成因分析。笔者在文末仍然要强调，文章的分析出发点是环境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生成机制的分析上是以人的内在意识分析为主，即核心是“不恰当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支配意识分析，而非结束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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