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的制度意识成因解读
何江江
【摘要】环境问题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环境问题主要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的相处所产出。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人类不恰当的生产、生活活动超出了局部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所致。本文通过批判当下对环境问题是整体性、是工业化后才产生的、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已经超出环境整体承载能力入手，通过分析人类不恰当生产、生活活动的“理性”、“实用”、“科学”、“民主”等支配意识，得出环境问题在制度意识层面的真正成因。
【关键词】环境问题；制度成因；支配意识
【全文】
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危机频繁发作，但环境问题的真正成因何在？难道仅是技术方面所致，其中就无制度、意识方面的原因？答案是显然的。对环境问题的治理需要综合进行，在技术上到位的同时，还需意识上、制度层面上的配合。[1]而制度的确立，则是我们环境法研究领域所在。但在环境法的制度架构前，首要的问题便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制度成因。而这方面却未目前国内学者所忽视，本文拟就这一领域就环境问题生成的支配意识方面作一分析和解读。
一、环境问题是现代性社会才拥有的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以来，人类不恰当的活动方式超出了环境的承受能力，改变了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在狭小的范围内活动，不破坏或者说很小程度地破坏自然环境的模式，引起了人与环境关系的和谐关系。这种观点在当下甚为流行。但是，笔者认为，环境问题的大规模爆发以及泛滥的确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生产、科技能力得到飞速提升后，人类控制自然的欲望和能力也相应得到了几何倍数的成倍增长，而增长又是以一种不恰当，或者说是竭泽而渔的方式进行的，自然环境在某一局部地区对这种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无法承受、溶解而引发了环境资源危机。当然，也有环保激烈主义者认为，当下人类不恰当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了地球乃至宇宙的整体环境，超出了其环境容量，造成了整体性的环境问题。诚然，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整体性、流动性。局部的环境问题可以引发，此地的环境问题也可能影响到彼地的环境。但也要认识到，环境污染（除部分污染，如大气气团流动、水流携带等）大部分是在生成地区产生影响，然后随着地域环境的扩展，随着自然净化能力的加强，其危机逐步减弱。而且，人类的生产、生活超出了地球的总体环境载量的观点是一种悲观主义的观点，也是一种理想化、欠缺现实依据的观点，当下人类环境问题的确日益严重，的确频繁发生在身边。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环境问题的爆发仍然以局部地区为主，并具以点扩面的方式分布。并且，随着人类科技、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环境治理也必将逐步改善。地球总体环境的承载量本身是一个动态的、不确定的概念，虽在某一时期有个总量，在这一时期的科技、生产、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不能超出这个总量，但并不意味着在将来、在科技能力得到提升、人类生活方式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也不能超出这个总量。所以，笔者认为，当下环境问题虽然频发不断、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但是，断言人类目前的生产、生活已超出了环境的整体承载量，世界性环境问题就要发作的观点是言过其实的。环境问题仍是局部性问题为主，其成因是局部环境承载不足以承受人类生产、生活过密、过集的活动所致。其与工业化生产联系密切，但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依次标准衡量，在封建农耕时期，甚至原始渔猎时期，都有可能产生环境问题。如玛雅文明的消逝，一种解读便是其原始的刀耕火种的方式毁坏了大批原始森林，破坏了原来的环境生产系统，致使自然环境日益恶化，整个文明逐渐消失。我国黄土高坡、内蒙草原的破坏，也都自封建唐宋时期人口激增就开始，元代游牧文明的反扑和人口的减少使得有所好转，但明清的人口历史性突破和对土地的需求，使得环境问题又开始反弹。而我们也许认识到，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前，我们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主，工业化尚未大规模产生。即使进行工业化，也致使局部地区。按照李启家教授的看法，我国环境法肇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但那个时期我国正处于全国停产搞革命的文革时期，国民经济频临崩溃。一个频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能够产生多少环境污染？我国环境法的产生多少与当时的国际背景与对入联后首次参加世界性政府国际会议——斯德哥尔摩会议的重视有关。所以他认为我国的环境法缺少草根性和现实需求性。国民真正意识到环境问题应该是98年长江特大洪水之后，大家才意识到长江上游的植被破坏的严重性——其林木的过渡砍伐已经影响到了生态自然系统，通过大水灾的爆发直接影响到了人类的生产、生活。[2]但是，对我国环境法产生背景的清醒认识，并不意味着那时我国就没有局部性甚至全局性的环境问题。“以钢为纲”，全国大炼钢铁时期，部分地区将山上所有植被、甚至千年古树都砍了作为能源进行土法炼钢，植被的破坏又直接导致野生动物的锐减。难道，这些都不是环境破坏，环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