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居健郎的视点反映了法律作为社会的一种父亲形象的大打折扣。随着法律在家庭生活方式议题上的丧失影响，社会变得不仅没有父亲，而且也变得无法可言了。也许我们对法律期待需要道德支持持有矛盾心理，这一点大体上类似于现代对家长式作风的矛盾心理。现代人的心智拒绝权威为了教育而试图压制。而且当这个象征符号，权威之父穿上我们法律规范的外衣进入我们集体，给予大家自治权，从法律对我们激情的控制之下解脱出来时，我们可能会体验到一刹那的自由感。但是当自治感被延迟，（我们）最终将会觉得像家长式的抛弃，而且孩子（会）盼望他的父亲，（他会）通过通过一个医治创伤的拥抱来寻求和解。他（会）用诗人斯坦尼·柯立兹的语言来祈求：“父亲！回来！你知道路。教导你的儿子，在纷争中急忙刹车。为我将是一群默默哀悼的孩子中的一员，为我将是抛婴荒野的弟兄们中的一员，为我将是所有无辜和有着雪亮眼睛的人海的朋友中的一员。哦，（父亲，）叫我怎么工作，怎么保持善良吧！”

　　家庭法的父亲形象应该回归，并帮助教育我们怎么工作，怎么保持善良。法律不能让人们彼此相爱，但它现在比自己去干预更能起促进作用，甚至对爱情不可强制执行自动表示服从。我们需要一个没有缺憾的给在一个家庭主义的实体中家庭、婚姻和子女父母关系纽带下定义以表达社会利益和个体需求的法律模式。然后法律应该一边保护这一正式组织化的家庭免受不成熟的（国家）干预（的侵害），同时另一边促使当狼来的时候配偶和父母和他们的绵羊要呆在一起。

　　强调社会利益与个人自由的观点是统一协调的；事实上，它强化了真正的自由。我们儿童和我们社会共同的长期利益有赖于儿童的健康发展。我们不能靠给予儿童自治权来帮助他们，给予儿童自治权这一观点简直就是认可了父母的漠视。更确切地说，要发展自治行为的能力，儿童必须把其暂时的自由让位于教授他们责任和自控的学校校长。儿童初学者和成人父母或其他老师之间的教育关系，是师徒关系，不是主奴关系，更不是主仆关系。它强加给成年人的不仅是一种监视权，而且还是一种抚育每一个孩子直至他们甚至到事实上才算成年的必需职责。当成年人这样做了，他们通过纪律，以可能存在的独特的方式提升了个体自由的可信度。（我们应该）通过保障儿童的法定自治权使这一进程缩短，而不是教授他们事实上自治、忽略儿童有意义的发展的现实直到抛弃儿童使其对真正的自治产生虚幻的寄托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