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指出，自西方性革命后，有一个逐渐被广泛接受的新的人权观念，那就是人类性活动中的三原则：第一，自愿；第二，在私秘场所；第三，当事人均为成年人。因此一切在自愿的成年人之间在私秘场所发生的性行为将不受制裁，属于应受保护的人权范畴。而上述精神也渗透到了多个重要的国际人权保护条约之中。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关于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在这两个公约中都规定了人人享有包括性权利在内的自决权；1984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12条中规定了任何人不得对他人的私生活加以任意或非法的干涉，这里的生命权、自由权及私生活无疑包括性权利在内。上述国际人权条约都规定了人享有对性的自决权（当然这种自决权是以不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为前提的）。我国是上述条约的缔约国，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有义务保证上述条约在本国内的履行。笔者认为，刑法中设置聚众淫乱罪是对公民性自决权的干涉，与我国应承担的国际条约义务相违背，使得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义务相冲突。
我国对聚众淫乱行为处以刑罚，不仅是一个刑法学问题，更有着深刻的社会学原因，是我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法治理念、社会风俗等诸多因素形成的历史的产物，应该说在一定时期内，是符合我国特有国情和传统法律习惯的。但是，正如聚众淫乱罪的源头——79刑法中的流氓罪，随着社会与法制的发展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一样，法律的相对合理性总是通过法律规范的不断修订而展现出来的。西方法谚有云：“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聚众淫乱行为可以从道德视角出发予以评价，但不应上升到规范层面予以刑事处罚。将聚众淫乱行为排除出犯罪圈是刑法理论和基本原则的内在要求，更是对刑法价值追求方向的遵循与回复。
【注释】论述犯罪本质的法益侵害说认为，犯罪是对法所保护的利益或价值造成侵害或引起危险（威胁）。这一点最先由毕恩堡姆（Birnbaum）提出，后来得到了李斯特（Liszt）等学者的继承与发展。李斯特指出：“法益是法所保护的利益，所有的法益都是生活利益，是个人的或者共同社会的利益；产生这种利益的不是法秩序，而是生活；但法的保护使生活利益上升为法益。”犯罪便是侵害由法所保护的生活利益的行为。由于法益侵害说可以说明各种具体犯罪的本质，故成为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
刑法理论上的通说。
该观点作为沃芬顿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在讨论性与犯罪的问题时被广泛引用。1963年沃芬顿对同性恋及卖淫行为进行调查，提交了《关于同性恋与卖淫问题委员会的沃芬顿报告》，该报告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违法性意识不要说，认为故意的成立只要有犯罪事实的认识即可，不需要有违法性认识或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因此，违法性的错误不阻却故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