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是法的价值，但法的价值不是只有秩序，而是一个多元、多维、多层次的体系。法的价值之间并不都是平行的关系，而是存在层次和等级的差异。其中，正义是法的最高价值准则，是人对法的最基本的要求，是至高无上的准则，是法所最终所要达致的理想状态。[4]其他法的价值，都要必须接受“正义”的规制，秩序亦然。申言之，秩序当然是法之价值，但若秩序有害于正义，则不是可欲的秩序。建立和维护邪恶的秩序莫如没有秩序。

　　但是反观正义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又是比较模糊的，它的实质内容通常通过平等、公平以及合法等具体形态表现出来。在前一种意义上，正义并不是绝对平均，而是被描述为“把各人应得的东西归于各人”，正义意味着各得其份，各得其所。在后一种意义上，执法者被视为正义的化身，法律的实施被视为正义的实现。但是正义既是内生于法的，同时也独立于法而存在。它是衡量法律是“良法”或“恶法”的评判标准。

　　秩序的背后是各种利益的分配，在这个问题上自然也要围绕着正义而展开，至少不能与正义明显背离。正义的实质是要求全社会以公平方式分配社会的权利和义务，合理地分配社会的利益。[5]在新旧秩序的交接过程中，如何对待既得利益者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第三人就是既得利益者，而原物所有人的利益不再受物权保护。这是因为善意第三人对物的占有已经成为新秩序。这个新秩序的成立不是无条件的，是以第三人的“善意”为前提的，并且要支付合理对价。这种情况下，善意第三人比原物所有人更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符合正义的，因此交易安全的需要阻却了物权的追及效力，善意第三人的既得利益依法获得认可。反之，如果第三人不是出于善意，或者没有支付对价，则新秩序不能成立，因为保护这样的秩序就明显与正义相悖。

　　时效制度是保护新秩序的更鲜明的例证。它的法理依据是，时间的经过，令旧秩序日渐湮灭，新秩序日趋巩固，当达到一个适合的临界点，则旧秩序不再受到保护，而新秩序得以确立，从而新秩序下的既得利益者（包括消极的既得利益者，既本应遭受的追究和损失不再受到强制力的威胁）也受到法律的保障。在这个问题上，法律肯定新秩序同样要受到正义的干预。比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刑法》第87条规定了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以后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仍可追诉。第88条规定了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两种情形。在国际法上，战争罪无诉讼时效限制；领土的时效取得原则并没有为大部分学者所接受，也没有哪个判例专以时效原则裁决。这些对时效制度的否认或限制，都是基于正义而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