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讲，并不是说现实中所有的补偿都是合理的，公平的。现实中，有些补偿可能不足（如对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有些补偿可能过度，可能与当事人的讨价还价能力有关，也可能与信息不对称有关，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有关方面好好研究。但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某种形式的合理补偿，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由于历史的传统，有些国人习惯于用革命的观念理解改革，把改革理解为简单的剥夺既得利益，是不正确的。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对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补偿应该是一次性，而不应该是没完没了的，否则，新体制不可能形成。” [1]（原文引用，有删节）

　　二、尊重既得利益者的本质——秩序与正义之辨

　　力挺张维迎的茅于轼先生也认为：当今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法律问题。没有法治的市场将是拉美式的，坏的市场经济。[2]因此，从法学的角度分析张维迎教授的观点，不是越俎代庖，而是十分必要并符合逻辑的。

　　张维迎教授的观点“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用法律语言可以描述为尊重既有秩序。同时从张维迎教授的论述中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改革的目的是建立新体制——这在法学上也可以称为“新秩序”。

　　秩序是法的基础价值之一，是一定的物质的、精神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3]它表明通过法律机构、法律规范、法律权威所形成的一种法律状态，是利益——无论现实利益抑或期待利益——的法理基础。在一个社会中，秩序意味着有序、安全和保障，是社会得以维系、稳定和发展的依据和基石。法律必须保障秩序，关键是保障谁的秩序，以及怎样的秩序。同时，秩序不是绝对静止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的。旧秩序要为新秩序所取代，新秩序又演变为旧秩序，再为更新的秩序所替换。旧秩序与新秩序就这样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这种矛盾运动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人、事、物的更替，在宏观方面的描述便是国家与社会的改良与革新。

　　尊重既存秩序，是法律的一般价值取向，无论公法与私法、国内法与国际法，皆是如此。尊重既存秩序，出于下列两种考虑：一是既存秩序已经是新秩序，业已取代了旧秩序，新秩序相比于旧秩序更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民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民法、刑法和传统国际（公）法所共有的时效制度都是如此。二是新秩序的建立与既存秩序相冲突，为了顺利建立新秩序，而容忍旧秩序一定范围内的存在。《关贸总协定》（GATT）最初对祖父条款（Grandfather Clause）和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在其建立之初，主要是因为英联邦优惠安排的存在）的认可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