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革命不同，改革不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无偿转移给另一部分人，而是在承认原体制下形成的社会各成员既定利益（status quo）的前提下，通过权利和财产关系的重新安排，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增加社会总财富，实现帕累托改进。革命意味着剥夺既得利益，但改革必须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不论这种既得利益是法律规定的还是事实上长期被认可的；也就是说，改革不应该使得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按照这个原则，在现实中，如果具体的改革措施会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同时会导致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此时，受益者有责任从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赎买”）受损者，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改革。这也意味着，改革进行的前提是社会总财富将增加。如果社会总财富不增加，受损者不可能得到补偿。

　　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这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问题，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改革中的许多补偿（或赎买）措施。比如说，计划体制下，相对于农村人，城市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相对于农民，工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当政府提高农产品价格时，就必须给城市人副食补助，而当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时，政府并不补贴农民，因为农民不是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同样，农民工被辞退企业并不给买断工龄费，也没有失业救济金，而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时，企业必须付钱买断工龄，还要提供失业救济金，因为我们必须尊重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工人的既得利益。国家承认的农民的惟一既得利益就是土地使用权，所以征用土地必须给失地农民补偿。即使在改革中出现的某些体制下的新既得利益者，如果要改变这种体制时预期有人会受到损失，也可能要考虑补偿。股权分置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非流通股股东要给流通股股东赠股，十送三，十送二，就是尊重流通股股东在非流通股不能流通时形成的既得利益，赎买他们支持股权分置改革。

　　对政府官员既得利益的补偿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人们一般不敢提及，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本身是政策制定者，讨价还价的权力太大。但回避问题的结果是形成了非常不规范的“暗补”（包括腐败、子女经商等），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成本。公车改革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但如果按照日本等国的经验，可以节约相当大的一笔政府支出。现在政府官员“实报实销”浪费的钱数倍于他们实际上能享受到的，如果财政拿出1万亿元裁减掉1000万名政府官员，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价值将是巨大的。

　　这里也存在一个观念的转变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中国人对非货币形态的特权比货币形态的补偿更容易容忍，所以，官员一年花几十万的公车支出我们能容忍，而补贴几万元大家难以接受；国有企业连年亏损但领导人吃喝拉撒都报销我们可以接受，而如果给他们“金降落伞”换取他们让位，我们则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