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意识到，在民事诉讼法的各项制度之间，以及制度与程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制度决定程序，制度的建构决定了程序的设置;程序又作为载体对制度构成反应，制度的功能需要程序来完善。而作为特别救济的再审程序，就更需要注意其自身功能和价值与其他诉讼制度、诉讼程序之间的协调。
此种协调的具体体现，应是各种规则之间的并行不悖和互不冲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重视各项诉讼制度和诉讼程序的基本功能，以及设立此类制度和程序的基本原则。如前所述，我国的管辖制度的设立原则，主要是。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法院审理案件”，因此，我国的管辖制度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并非如何防止地方保护主义，也不是确保审判过程中的程序正义，而是希望高效地配置司法资源，及时有效地查清案件事实。而“再审程序是实现正义的各种途径中代价最高的程序，美国、日本、德国的再审程序适用条件都极其苛刻。”即便我国已将再审的门槛降低，使其适用频率大大提升，但依然将再审程序的功能限定为纠正已生效的判决会裁定中的错误，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治秩序。如果仔细观察管辖制度的功能和再审程序的意义，将二者勾连在一起，就会发现，这两种机制在基本目的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管辖制度多强调便捷高效与程序安定，而再审程序更看重公正合法。进而言之，在管辖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只要不违背国家制定法的禁止性规定，那么可能并不存在正确与否的判断，而只需要解决受案法院审理该案是否合适的问题。相反，在再审程序中，是否应当启动再审之诉，关键就在于原审判决是否存在错误。
此外，某些民事诉讼制度自身就内含救济程序(例如复议或上诉)，管辖制度中原本已经有管辖权异议以及对异议处理裁定上诉的制度。现在《决定》将管辖错误纳人再审事由，增加了救济渠道，却没有注意此两种救济程序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帅方式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对司法实践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尚难以估计。这也再次提醒我们，民事诉讼法的各种制度之间应当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否则就可能发生功能的抵触或消弱。
而就本条规则的修正而言，可以有两种方案:其一是激进的路线，即比照大陆法系各国的规定，完全废除该规则;其二是温和的路线，即附条件地保留该规则。这些条件具体如下。第一，有证据证明原审法院故意在无管辖权的情况下审理案件。原审法院故意违反法律规定主动受案审判，既是对国家法律秩序本身的挑战，也违背了司法被动性的基本原理，可以作为再审的事由。然而，该条件要求申请人承担证明原审法院故意违法的证明责任，这一门槛将极大地减少该规则的适用。第二，原审法院违背专属管辖审理的案件。专属管辖是管辖确定中比较特殊的一类案件，立法规定赋予了其排他性，实际上属于禁止性规定。法院违反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应当得到纠正。第三，不属于法院主管的案件。主管是管辖的前提，如果一个案件不属于法院主管的范围，自然不涉及管辖的问题。因此，对于这些法院原本不应当受理的案件，应当通过再审撤销原裁判，并终结案件。除此以外的其他案件，均不应当以“管辖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如果因为管辖问题产生了地方保护主义，导致裁判不公，那么应当以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错误为由，启动再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