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随着国王凭借武力和其他手段控制了全国，随着专制制度的确立，在地方自治普遍没落的同时，人的个性变得相似，人们的自由意识也普遍日趋消亡。“十五世纪，全民大会常由全民组成；一份调查奏文说，这种习俗符合我们先人的人民特性。那时选举城市官员的是全体人民；官员有时要咨询人民的意见并向人民汇报。十七世纪末，这种办法有时还实行。十八世纪，人民已不再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全体会议。全民大会差不多一直实行代议制。但是必须注意，全民大会不再经民众选举，不再听取民众意志”。但是此时即便是形式上的民主也不能为专制的总督所允许，“实际上常常是总督替这小小的选举团指定候选人，而这位候选人从来都是以全票通过。另有几次，总督撤销了自发举行的选举，亲自任命收税员和理事，无限期中止一切新选举。这种例子数以千计”。

　　既然人民被排斥在政治之外，他们对社会的发展便完全无能为力，因而对外界的关心日益减少，他们对自由的认同和追求也与日俱减，即使“行政官员一次次试图在人民中唤起那种在中世纪曾建树种种奇迹的城市爱国主义精神，但毫无结果：人民不闻不问。至关重大的城市利益看来也不能打动他们。在那些还保留自由选举假象的地方，若是让人民去投票，他们坚持弃权”。在旧制度下，人们的自由意识最终丧失殆尽。

　　二、自由意识丧失后的社会面貌

　　托克维尔写道：“在旧制度下，像今天一样，法国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小村、济贫院、工场、修道院、学院能在各自的事务中拥有独立意志，能够照自己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当时，就像今天一样，政府把全体法国人置于管理监督之下；如果说这个蛮横字眼当时尚未造出，至少它在事实上已经存在了。”自由意识的普遍缺失给当时的法国社会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1．自由意识的丧失导致社会的封闭隔阂

　　“旧制度”下，王权专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了所有的公共事务。人们失去了以往互相联系的纽带——公共利益的参与和维护。从此，地方贵族只关注自己的庄园产业，农民只操心自己的衣食冷暖，实业家只关注自己的工商利益。各个阶层不再追求政治自由，不再为公益进行交流协商，他们仅仅关注于个人（推而广之则是本阶层）的利益所在。“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情感，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民禁闭在私人生活中”。自由意识的丧失不仅导致了各阶层之间的隔膜，还引发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国民是由联合得不紧密的不同等级构成的社会，是由彼此之间极少联系、各顾自己的人民构成的社会。在这里根本看不到什么共同利益存在。各个村庄、各个城市的相互联系同它们所归属的各行政区一样少。甚至在完成对它们十分必要的公共工程方面，它们也不能取得一致”。中世纪时，贵族阶层作为地方统治支柱，在享有各项特权的同时担负行政管理、保障安宁、救济贫弱等一系列义务，随着“旧制度”的形成，他们的职责为中央官吏所取代，但他们仍保持了极大的经济特权。相比之下，单纯的特权势必更为其他阶层所不满，加剧了阶层间的对立与矛盾。托克维尔指出：“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它们彼此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