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过程中，经营资格意义上的商业机会是一种法律确认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一种抽象的参与权，并非具体的现实财产权利，其针对的是不特定的对象，达成交易后取得的则是现实的具体的财产权利（通常为债权），针对的是特定的对象。持续不断的交易活动就是资格权利向具体财产权利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个中间阶段，即达成交易的优势可能性阶段。这种优势可能性的特征是，优势地位是对世的，但可能性指向的交易对象则是具体的、特定的，同时因交易尚未实现，针对具体交易对象的财产权并没有确定。因而既不属于资格意义上的权利，也不属于针对特定交易对象的现实财产权利。可是，优势可能性的存在虽然不是实现交易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其必要条件。没有这种具体的优势可能性，或丧失这种优势可能性，将导致具体的一项交易无法实现或无法在特定时间实现，从而无从获得商业利润。具有优势可能性地位的人对达成交易后实现利益所存在的预期比其他人对此存在的预期更可靠。这对具有优势地位的人来说，是一种利益。另外优势地位的取得通常需要进行信息收集、人员培训、谈判等工作，为交易促成的准备同样是一种资本的投入，在经济学意义上属于典型的交易成本[8]，经营者这种成本也存在一定的利益。由此可见，优势可能性的机会拥有者于机会的存在拥有两方面的利益，一是对未来实现交易后的预期利益，二是为寻找、把握和促成机会而已付出的成本利益。至此，我们司以明确，在法律性质上，第三种意义上的商业机会并非现行民商法制度中确认的某种权利，但确实是
二、商业机会法律保护的界限
按照一般理论，民法上的权利与其他利益有划分的必要，“权利”是纳入某种权利类型、名义上被称作权利的利益，属于广义的利益中的核心部分，其他民法上的利益称为未权利化的“法律上的利益”[9]资格权利意义上的商业机会，作为一种对世的权利，成为侵权行为法等法律保护的对象，自毫无疑问。获得交易的优势可能性这一意义上的商业机会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财产利益，不属于某种“权利”，能否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而成为私法上的“利益”？[10]如果可以成为法律保护对象，界限如何？
获得交易优势可能性意义上的商业机会被损害，有两类基本事由：一是受损害一方所选任、聘用、雇佣的管理人员、职员、代理人等人员损害经营主体的商业机会，这里称为内部侵害商业机会。二是经营主体内部人员以外的其他人损害公司商业机会，称为外部侵害商业机会。在大陆法系国家，没有专门的保护商业机会的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内部侵害商业机会时，商业机会受法律保护是公认的规则，这就是英美法上的禁止董事篡夺公司机会的规则。一般认为，英国1726年的一个著名判例“基奇诉山德伏特”案是公司机会规则的最早渊源[11]。根据这一规则，董事基于其公司管理者的地位所获取的商业机会应当提供给公司，不得利用其在公司中的便利地位把本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转归自己利用而从中牟利。违反这一义务的，董事获取的利益归公司所有，或者把董事篡夺公司机会而达成的交易转归公司所有。
公司机会规则虽然是英美法中的制度，但就制度本身的功能而言，在内部侵害商业机会利益时，把商业机会作为独立的利益形态纳入法律保护的对象，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意义。有学者认为，我国公司法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对董事设置了竞业禁止义务，竞业禁止义务与禁止篡夺公司机会规则内容相同，没有重复的必要。[12]笔者认为，在当事人的行为中，二者虽然可能出现交叉，比如董事利用公司机会从事与公司相竞争的营业，但在制度上，二者并非一回事。竞业禁止规则禁止的是董事从事与公司相竞争的营业，是否利用公司商业机会在所不问，而禁止篡夺公司机会规则禁止的是把公司机会归自己所有，公司机会的范围比较广泛，董事篡夺的某些商业机会并不属于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营业活动。例如，某个从事机械制造的公司准备购买某一技术，董事得知这一技术的重要性后自己购买了这一技术。在此情形下，董事并没有开展与公司相竞争的营业，但篡夺了公司的交易机会，竞业禁止规则无能为力。可见，在内部侵害商业机会的场合，把商业机会利益作为保护对象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