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刑事证明负担分配问题
对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负担，应当由承担检控职能的公诉人承担或由提起自诉的自诉人承担，这一点似乎没有争议。但对诸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行为免责之类的阻却事由（事实），应当由何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负担或举证负担，则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刑事证明负担的分配应当围绕着无罪推定这一可动推定展开。当检控方提出反证推翻了无罪推定之后，在刑事证明中又产生第二个推定，即推定被告人的行为不具有阻却违法性、阻却可罚性事由（事实）。主张被告人行为具有阻却违法性、阻却可罚性事由（事实）的被告人一方，应当就其行为存在此等事由的事实，承担举证负担。此即笔者提出的刑事证明负担分配之二重推定论的部分内容。
六、民事证据契约与证明负担分配契约问题
在民事案件中，存在着大量证据契约和证明负担分配契约。所谓证据契约，是指当事人欲以法律行为限制法官对事实认定之证据评价的自由裁判行为的契约。例如，当事人在诉讼前即以契约的形式约定，一旦发生纠纷涉诉，某种特定证据方法可以或不可以提出，或约定某一证据方法的证据力大小，或强制法官直接将某待证事实视为真实或不真实，或依据某事实的存在而推定某待证事实的真伪的约定，等等，其类型包括证据力契约、推定契约、自认契约、证据方法契约等。所谓证明负担分配契约，是指当事人以法律行为约定，一旦发生纠纷成诉，对某一待证事实的证明负担将由何方当事人承担，当发生该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情形时，即由承担该待证事实证明负担的当事人承担该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益法律后果的契约，包括实体法性质的确认契约、债权请求权确认契约等。证据契约与实体法性质的确认契约有着明显的差异：证据契约所确认的事实，仅为权利成立要件、权利障碍要件或权利消灭要件事实，判决的基础仍为原来的法律关系，且在诉讼中，证据契约只能以诉讼中抗辩的方式主张；实体法性质的确认契约，一旦合法成立，即可以成为法院裁判的“准据法”，法院可依此契约约定的内容做出实体裁判。例如，在当事人双方成立和解的情形下，该和解内容即成为判决的基础，且实体法确认的契约足以成为另外一个请求权，并可据此主张相应的权利内容。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证据契约与证明负担分配契约的规定，我们认为，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应当承认举证契约、证明负担分配契约在证据法上的应有地位，至于其无效、可撤销情形，则依《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执行。即，如果证据契约与证明负担分配契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其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如果证据契约与证明负担分配契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
